1946年8月11日，在延安各界追悼陶行知逝世大会上，毛泽东同志的题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这是对陶行知一生的事业、思想、品德、贡献所做出的最好的评价。毛泽东之所以称赞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是因为毛与陶二人，在革命斗争中是战友，哲学理论上有共识，关于人民教育思想是“同道”。
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许多抱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爱国爱民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曲折斗争的锻炼和学习革命理论而提高了政治觉悟，他们逐渐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才能救中国。早年抱着“教育救国”的陶行知，也是如此。当陶行知看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时，他高兴地喊道：“中国有希望了”。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陶一直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和重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在陶逝世的当天，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道：“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纵观哲学理论上有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在唯物与唯心的关系上，毛泽东与陶行知都是信仰唯物论而反对唯心论；二是在认识（知）与实践（行）的关系上，毛泽东与陶行知皆主张认识（知）来自实践（行）而又指导实践；三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与领袖的关系上，毛泽东与陶行知都认为工农劳苦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毛泽东认为人的正确思想都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陶行知的“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理论是殊途同归的革命哲学观点。
在创立人民教育事业上，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就开始创办工人夜校，后来又下乡兴办农民学校。为了领导中国革命运动，毛泽东领导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各种干部学校。据统计老解放区革命根据地前后共培养了250余万干部，这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陶行知早年留学美国，立志要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劳苦人民“人人都能受到教育”。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处在一无权、二无钱、办学靠募捐，学校还遭到国民党统治者加以封闭、迫害、百般刁难的情况下，他前后创办了名闻中外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人民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成百上千的栋梁之材。
毛泽东和陶行知都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干革命办教育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国情和人民需要的道路。毛泽东运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道路。陶行知立足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穷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在穷国办理大教育，就要想出一些穷办法来普及大众教育，因而他就倡导“小先生制”和“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的传递先生制，艺友师范（边当学生边当先生的师范生）的办法，倡导“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即半工半读）的办学模式，科学下嫁给工人农民，实行农业和科学教育携手。前后开展过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大众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运动，不断地探索中国普及教育之路。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经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人民教育思想，是由毛泽东和陶行知共同创造的，中国共产党员不仅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陶行知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