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期终，从五个方面进行考核考试：（一）对本学期所学各门课程写出心得体会，要说明学到了什么，教给别人什么，做到了什么。（二）问题回答，实行开卷考试，可以翻阅资料，交换意见，但要求写出自己的真正认识。（三）系内各小组写出学习总结，作为集体的答卷。（四）组织集体专题研究，自选题目，自由组合，分头准备，集体研究，写成报告。（五）每人写一篇学风和作风等方面的自我反省。采取这样的学习和考试方法，同学们很有兴趣，学习很自觉，学得生动活泼，收获很大。1946年4月29日，社会大学第一学期结业座谈会，应邀来参加的有吴玉章、李维汉、李澄之、何思敬、郭沫若、沈钧儒、邓初民、张友渔、杜国庠、施复亮、阎宝航、周新民、陈家康、力扬、孙铭勋、罗克汀、吴涵真、黄洛峰、黄雨秋等。会上，李公朴副校长对全校的学习作了总结，四个系的同学汇报了学习心得。在听了这些发言以后，吴玉章、李维汉、李澄之、周新民、郭沫若、沈钧儒、杜国庠等老前辈都讲了话，除勉励同学们要树立革命品德，获得真知外，对“社大”的宗旨和方针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有的同志还把“社大”的学习与解放区的教育情况作了比较，高度赞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学教做结合”的精神。
社会大学是一所普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大学。经过学习，同学们对哲学（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了比较系统（虽然是初步的）的认识。这种学习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教授们在讲课时都很注意联系实际，如许涤新同志讲《经济学》，就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邓初民先生在讲《中国政治问题》时，着重阐述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并联系分析旧政协的有关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同学们都积极投身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震惊中外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中，“社大”同学参加了组织工作和保卫工作。在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社大”与“育才”合组了十个宣传小组为前导，走在一万六千多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进行街头讲演与化装游行宣传。在“美军撤出中国周”的活动中，同样是以“育才”、“社大”学生为骨干组成抗议美军暴行联合宣传总队，与各区的宣传队一起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在二月五日与二月八日的游行宣传中，“社大”和“育才”的不少同学被敌特毒打致伤，有的被捕。在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和加紧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时，社会大学的同学联名在《新华日报》发表公开信，号召广大学生坚持斗争，争取革命的胜利。以后又组织同学们参加武装起义，参加《挺进报》的出版发行工作，直至解放。
在学习和斗争实践中，又把改造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中心的一环，许多同学在“社大”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陈作仪、韦德富、胡作霖、单本善、高力生、刘光荣、程谦谋、朱竟、邵文征、袁尊一、钟奇、周后楷、王有余等同学，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社会大学的“学教做结合”，首先就是学习马列主义、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指导实践。
人格教育是重点，丝毫不意味着放松知识教育和技术教育。同学们在各自的系里学到了一定的专业知识，由于当时注重实习，运用，学得还是比较扎实的。有的同学至今还在从事党的经济、教育、新闻、文学等事业。
社会大学从孕育到诞生，一方面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关怀和支持；一方面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与破坏，形成了尖锐的斗争。陶校长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他依靠党和群众，坚定地挫败了反动派的种种阴谋诡计。刚开始招生，就有人拿着国民党重庆市社会局长的介绍信来报名，结果被我们以考试不及格的办法打发走了。刚开学一个月，国民党教育部就训令重庆市教育局“观察”“社大”，他们一来就百般挑剔，说什么只有四个系，不够三院，不能称大学；又说无立案手续；又要筹基金等等。教育部还有“社大”“设备简陋”的批语。对此，陶先生说：“说‘简’则有之，我们承认，只有简，才容易行。特别是在中国，不需要一些东西，如洋房、基金、立案之类的阻挠，要新的大学之道。说我们‘陋’则不同意。《陋室铭》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们‘社大’有热心的教授，有好学的青年，有新的大学之道，‘君子办之，何陋之有’？”把他们顶了回去。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7月11日，李公朴惨遭暗杀，7月25日陶先生因劳累过度，忧愤过深而不幸逝世。在此情况下，“社大”还办不办？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等同志表示，一定要支持“社大”继续办下去，继陶、李的遗志。史良大姐、邓初民先生挺身而出，接替死者岗位，出面领导“社大”工作。经过一个月筹备，“社大”第二期又在九月正式开课。1946年底，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向“社大”下了毒手，指使其特务报纸《新华时报》发表极尽造谣之能事的所谓“独家新闻”。接着，在1947年3月2日，国民党派武装搜查育才学校，查封了社会大学。
“社大”被反动派武装查封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撤回延安，许多老师也被迫离渝。但“社大”并没有被反动派消灭，她存在着，坚持着，斗争着，只是变换了形式。各系按同学们居住地区划分小组，坚持自学互助。文学系以“新芽文艺社”的名义继续活动，下分五个大组和若干小组，共同商定阅读书籍和研究题日，分头准备，定期讨论。这段时间在艾芜、力扬、林辰、孙铭勋等指导下，学习讨论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的《祝福》、高尔基的《夜店》、巴金的《家》、艾青的《大堰河》、艾芜的《故乡》及《南行记》等。当然，上课、讨论的地点变了，不再是管家巷，而是流动的。真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
解放后，周恩来同志还几次问到史良大姐：“社会大学的青年，有人来看过你吗？”“我们社会大学那批青年，不知现在都在哪里？”这里，凝结了周恩来同志对“社大”学生的亲切关怀。
应当说，社会大学的整个实践，是对陶先生新教育思想的一份很好的答卷。
[1] 选自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