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虽然是杜威的学生，受过西学的浸染，可他的教育理想和教育主张是典型中国式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注重教育与教化的作用，特别注重人格养成，特别注重道德伦理实践等精神，在陶行知那里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而且，陶行知强烈推行打破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界限，可以说，陶行知所推行的生活教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社会革新运动。
[1] 原载《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改革》，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 《伪君子篇》，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页。
[3] 《伪知识阶级》，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85-97页。
[4]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2页。
[5]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2页。
[6]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7]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87页。
[8] 《论语·雍也》。
[9] 《孟子·离娄》。
[10] 《荀子·劝学》。
[11] 《传习录一》。
[12] 《书林司训卷》。
[13] 《新青年》第2卷第6期。
[14] 《天下郡国利病书》。
[15]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16] 费正清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剑桥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17]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