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王学强调通过内在的心灵活动，自己致知，自己达于圣人的境界，认为“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人皆可以为圣贤，故而主张“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其目的当然是在使其统治阶级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也有平等待人、泛爱众生的精神，而这与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是相通的。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先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本体，天地万物皆禀“理”而生，而“心”则是“天理”的体现，但常为物质的私欲所遮蔽，要使人心复明，必须就事事物物而“穷理”，也就是“即物穷理”“泛观博览”；而王学则认为心外无物，主张“切己自反”，反求诸己，是一种强烈的内省工夫的德教。但他也看重实践，崇尚事功，反对空言，这一点对明清的“经世致用”之学有一定影响，与陶行知、杜威的实利主义、实用思想也有相通之处。但王学中说的致用，主要还是治天下的本领，是指道德范畴内而言的，与现代科学技术无相通之处，在这一点上，与陶行知的现代科学教育主张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陶行知早年生活的时代，与明代中叶有许多相似之处。内忧外患日益加重，正处于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中：“一方面是内部危机正在日趋严重的封建的帝国；一方面是已经有了三百年殖民地‘事业’的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5]鸦片战争前，中国人一直被封闭在封建帝国、宗法制度和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心的沉闷空气中；高度专制集权的官僚政治，其腐败已病入膏肓；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濒临破产，农民起义不断削弱着地主阶级统治的根基；世风日下，道德衰颓，民性压抑，民族的生机和创造精神澌灭无余。为了挽救这种衰败的局面，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鼓吹“义”“理”之学，企图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纲常伦教继续钳制人心、麻痹人民。
在经济方面，中国的人口在18世纪至少增长了一倍。费正清（JonnkFairbank）在《剑桥晚清史》中分析说，这固然带来了如赤贫、农民起义等问题，“然而，人口的增长决不只是一种灾难。它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巨大增长，因而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土特产品的需求，其结果便是，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刺激，进一步建立了银行业和信贷业，运用了行会和商会这种新型组织，以及采用了如汇兑银票这类新的业务。”[16]
总之，清末商品经济的发展比起明中叶时期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这必然会导致新旧价值观的冲突和新价值观的发展。平等、自由的社会意识在增长，“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观受到了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代的思想家们从王学反传统理学的思想中找到了借鉴。王氏理论中包含的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张扬，对个性发展合理性的肯定，对平等意识的鼓吹以及对传统价值、传统是非标准重新估价的萌芽，被新时代的思想家大大地发扬了。正如马克思形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那样，他们是穿着古人的衣服，说着今人的话。王学受到重视成为19世纪末中国思想思潮十分突出的现象，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到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党人，直至后来的陈独秀、青年毛泽东、郭沫若等，都非常推崇王氏学说，拿它作为战斗的武器。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可以理解陶行知为什么赞赏和信仰王学，他说：“阳明子人皆可以为圣贤之义，实隐符近世共和对于个人之希望。夫人皆可以为圣贤，则人安可不勉为圣贤乎？”[17]是非常自然的了，也就可以理解他是从怎样的出发点赞赏阳明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