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号阳明子，后多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处于明代中叶。那正是一个各种矛盾迭起，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的年代，与清朝末年的社会状况极为相似。当时，三股矛盾交织在一起，即统治者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边患日趋严重，国土不断受到侵扰。而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在王守仁看来，内忧外患虽日益严重，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最大的隐患。当时，宦官专权与反宦官的斗争，各地藩王与中央集权的斗争，连年不息，宦官专政，陷害良臣，压榨人民，越益惨烈。王氏在《陈言边务疏》中言：“臣愚以为今日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因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借边陲之急，劝导皇帝“易辕改辙”，“痛革弊源”。结果他被刘瑾逮捕入狱，廷杖流放。尽管流放地对他来说是死亡的可能多，生还的可能小，但他始终没有屈服。他初到时，连一间住房都没有，只得暂栖于蔓荆丛中，后来才结个草庵住下。在万山丛棘中，与蛇地烟陋虫毒瘴疠同居。当时与他同行者，因不适应这种艰难环境而先后死去，即所谓“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而且当时由于少数民族遭到统治者的压迫屠杀，所以汉中去的人常被杀戮泄仇，对王守仁来说可谓朝不保夕。但他还是信心坚定，发展他的学说。这种毅力常常是激励后人的因素。
王守仁是统治阶级的卫道士，他积极帮助镇压农民起义，即“破山中贼”。但他一生用力更多的是“破心中贼”。他的名言是：“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破“山中贼”用武器，破“心中贼”则是“致良知”，所以他一生讲学办校，后半生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教育活动。
王守仁生活的时代又是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的时代。如顾炎武语：“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才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场，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14]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术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封建社会危机，他构想出了一套以“致良知”为主体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他一方面痛斥世风日下、功利侵占人心的社会状况；一方面则企图使“天下之事势”起死回生。他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圣人”“圣人可学而致”的主张，对以往从孔子到朱熹人性分等次的说法提出了挑战，打破了天生的圣人、可教的圣人和天生的愚人的界限，在天生的“良知”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进而他又认为，封建道德的“美质”是每个人先天就有的，是“不假外求”的，而判断善恶的标准，亦在自家心中，这对作为统治阶级官方思想的程朱理学提出了更直接的挑战。在程朱理学中，天道是自存的，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是早已存在、不可变易的，人只是努力于格物致知、修身养性才能获得；判断是非的标准是规定好了的，个人没有思考的余地。而这个标准就是根据孔子、董仲舒的学说精密发展出来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虽然王守仁主张的也是这些封建道德内容，但他这种道德在自己心中的主张，却为后来人重新估价和否定先前的道德法则，怀疑不可怀疑的天道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有了这一步才有后来反理教的斗士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石破天惊之语，直到对“五四”时期的价值重估运动都有积极影响。
由于王氏强调“致良知”的重要，那他就必然注重“心力”，把“心”当作认识的主体，又当作认识的对象，同时又是认识的标准，这就是强调了主体性的作用，强调了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立价值，有着明显的反教义、反教条的积极意义，对中国文化传统中以“理”性压抑人性、以群体取代个体的价值观不啻是一种冲击。每每成为以后反道统、冲破思想束缚、解放思想、发展个性的有力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