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出来的。他认为，“凡人”不能成为圣人，主要是由于“知”与“行”分离。“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行”离开“知”便是盲目行动。他的知行合一说的实质在于不离行以求知，把知、行结合起来，他的名言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1]“知外无行，行外无知”。王所以提出这种知行观，主要是源于两点。一是针砭当时时势，企图匡正从皇帝到众臣的道德虚伪、言行不一、腐朽堕落，扭转“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其自私自利之实”的局面，挽救社会危亡。二是针砭当时在教育上的弊端：“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忧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以为用知行合一的方法可以克服这种弊端。“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庶儿君子闻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泽。”[12]他希望通过倡导知行合一，来纠正教育上的只知不行或只行不知两种知行脱节的现象。他实际是希望恢复“善良”的道德，把冠冕堂皇的字句变成切实的行动，实现真正的道德完成，创造一个清明的世势。
在陶行知生活的时代，王守仁贬斥的这两条弊端一复如旧。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一方面提倡尊孔读经，寡廉鲜耻地宣扬仁义道德；一方面却大耍政治流氓，用暗杀（如宋教仁）、收买（如议员）、软禁（如章太炎）、笼络（不胜枚举），或凭空制造舆论（从民初的“非袁莫属”到“筹安会”“乞丐请愿团”……），或公开的武力威吓（如用军队包围国会强迫投票）等，为了达到独裁称霸的目的，不择手段。袁世凯的这种两面派作风在当时社会可谓典型。教育上，长期的科举考试，把仁义道德变成了儒生术士们的敲门砖，这种教育不但不能与实际道德行为合而为一，而且是在制造虚伪，制造伪君子。1905年虽然废除了科举，但当时的教风和学风都是身染恶习，病入沉疴，正如当时陈独秀所痛斥的：“……所教的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此等教育，有不如无，因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得教育是什么，不过把学校毕业当作出身地步，这和从前科举，有何区别呢？”[13]陶行知推崇知行合一学说，正是出于对这一现实的整体感受。以后他一辈子所奋斗的，也正是要改变这种局面，变假教育为真教育，使假人成真人。王守仁、陶行知都是这样的哲学家。当然，当初陶行知信奉王阳明学说，不仅因为对知行关系理解上的一致，还与当时整个的社会思潮有关。我们首先看清了陶行知在整个思想内容上看重王守仁学说的合理性，才能够看清他在知行观上采取王氏学说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