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陶行知在一篇重要文章《行知行》中说，23年前，也就是1911年，他开始研究明代中叶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王守仁的学说，对他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产生了信仰，故改名为“知行”。自进入金陵大学后他发表文章皆署名知行。7年前，也就是1927年，他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那时以后，即有顽皮的学生称他为“行知吾师”，他很乐意接受。因为这更符合他的思想和目的，故从1934年发表此文章起，就正式改名为“行知”了。[7]也就是说，王的知行学说到30年代前不久还一直在他的思想和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知行问题则始终是他的终极关怀之一。他后来提出的教育主张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教学做的问题，而它的哲学基础就是知行问题。知行问题所以成为他一生关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一是因为这一问题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二是因为作为一个教育家，对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上，没有一个教育家不是或多或少地将知行观具体化为教育中的教与学、理论与实际的运作而有所贡献，陶行知则和他的老师杜威一样，正是对这一问题有着特别的兴趣和独到贡献的。
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也不同于印度哲学。它不像西方人那样注重人和自然的关系，把求知、致智当作哲学目的本身，也不像印度人那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把人的行为放在人与神的关系中来讨论，而是注重“人事”，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是融成一片的，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人生宇宙的大道理，常从生活实际出发，使理论在生活中体验，而得到一种了悟，又以生活为检验。总之，学说是以生活行动为归宿的，脱离生活本身的纯粹思辨，在中国哲学中没有地位。
中国哲学思索真理，目的在于使生活更善，所以一定会表现于生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8]所谓“乐之”，即依其实践体会，而获得一种乐趣。当然这里的实践不是现代哲学中讲的社会实践，而是讲的个体在伦理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也。”[9]深刻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自得于道，达到自得于道的境界，便能有最大的精神自由。荀子也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10]学的目的在于行为的改善，道德的提高。离开了提高道德水平的纯粹知识学习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从来不脱离思想道德来观察判断一个人，从不把学问、技术和做人分开，讲求“道德文章”“教书育人”都是这个意思。在西方，一个人的学问和他的日常生活可以毫无关系，道德上可能劣迹昭彰，学问却可能大得很；而在中国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允许的。在中国，知与行的关系并不局限于认识论范畴，而是有人生观、世界观的意义。这样才能理解许多哲学家一生为此而倾注精力的道理。王守仁、陶行知都是这样的思想家、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