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美国纽约举行追悼会，到会有美国教育界名流及中国游美人士300余人。追悼会由陶行知的导师杜威博士和挚友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以讲演逝者一生主要活动事迹的形式进行。先后在会上讲演的有杜威、克伯屈等著名人士。[15]讲演之后，由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生前喜爱的《锄头舞歌》《义勇军进行曲》和《你这个坏东西》等。大会最后由冯玉祥讲《中国人民对陶博士之哀感》。大会印发悼念材料并在会上进行募捐。戴爱莲决定次年三、四月间在美举行舞蹈表演，为育才募捐。这次追悼大会之后，成立了一个美国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负责在美筹办有关活动，以使陶氏在美国的朋友进一步了解并从经济上支持其未了的事业。[16]
上引材料，还只是整个悼念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去世之后，照例多有称颂文字。贪名者还每常以重金聘请名人为自己树碑立传，以求身后骥附名人文集而求不朽。而贪利慕势者也每常为传主撰夸大失实的溢美之文。于是，在中国泱泱文化典籍中涌现了一批死后才被“发现”并“私谥”的圣人之徒或节烈之妇。有识者鄙薄此等行为此类文字，用“谀墓”一词称呼它。于是，在中国浩瀚的贬义类词汇中又新添了一个名目。应该说，逝者留在存者心目中的真正分量，才是逝者真正的社会价值。权势或金钱纵然能产生放大效应，左右一时舆论，影响人心取值方向，却永远不能蒙蔽历史老人。否则的话，史册不早被善于钻营的若辈王公大臣占满了？就此而言，陶行知逝世后千千万万群众同声一哭，各地追悼会上普遍而又自发形成的哀痛逾恒的气氛；各种追悼词中共同而又自然流露的惋惜悲愤的感情，以及来自各界各方充满深情的纪念文字，无一不是陶行知一生价值的真正定评。持续数月的悼陶活动，很容易使人们想起当年鲁迅逝世的情况。10年前，在抗战爆发前一年，人们在反外侮、争民族生存的强烈氛围中哀悼鲁迅的去世。10年后，在抗战胜利后一年，人们又在反内战、争民主权利的高昂口号声中寄托对陶行知的哀思。鲁迅殡殓时遗体上覆盖“民族魂”的锦旗，又恰与陶行知身被的“民主魂”遥相呼应。这两颗文化和教育巨星的陨落，共同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成为令当代和后代惊叹不已的一种社会现象。
还应指出，持久而又广泛的悼陶活动又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从国共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悼陶活动同此前规模巨大的对昆明惨案、校场口惨案、下关惨案以及李、闻事件的抗议活动和此后由“沈崇事件”激起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样，都是中共精密组织领导的政治战役。争取民主人士，争取处在中间地位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从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启发动员千千万万人投入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战略思想。它同“第一条战线”即正面战场的斗争紧密配合，互为犄角。因此，整个悼陶活动都不妨放在中共争取人心的战略大背景下来观看。正是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去世后的陶行知才比在世时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如果把党的高层领导成员带有根本方向性的评陶文字视为指挥这一政治战役的原则意见，那么由各地中共组织直接参加并由民主人士推波助澜的悼念活动，便是对这一战役的具体实施执行。对此情况，我们仍可以陶行知为名的政治现象视之。
[1] 原载《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田汉：《安息吧，伟大的灵魂》，载《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61页。
[3]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页。
[4] 转引自《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