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的纪念文章再度表达了中共方面的态度。9月22日的悼陶特刊载有吴玉章的《回忆陶行知先生》，高度评价其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把有人称扬的“一代完人”具体化为：“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见识是高超的，志愿是宏大的，意志是坚强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对人是诚恳的。”张友渔则在同日发表的文章中肯定陶行知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由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也是他的政治思想。因此，他不仅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还是一位非常坚决的新民主主义者。12月6日，董必武在报上发表悼诗《哭陶先生》，这是中共高层人士又一次的高度揄扬。“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申。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
民主人士的纪念文章或歌或哭，或怒或骂，感情色彩显得更浓烈些。郭沫若以《痛失人师》为题，把连丧民主运动三员大将的七月，称之为“多事的七月，可诅咒的七月”。“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逢。’这话在今天尤其感觉真切。有学问知识的人比较容易找，而有人格修养的人实在是如凤毛麟角。陶先生就是这凤毛麟角当中的一位出色者。”[7]叶圣陶在挽诗中则称之为导师，“汇为巨力致民主，庶几精诚报导师。”[8]与逝者有32年交情的陈鹤琴以《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为题作文，痛惜知己之死，“实是中国苦难人民不可补偿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善良人民的重大损失。”[9]史良用诗化的语言写陶行知的倒下及其影响，“悲愤，刺激，反动势力的威胁，竟会把你的血液沸腾得爆炸！爆炸得和我们永别呢？不！千万个‘不’！我希望这个爆炸，就是沸腾整个民主潮流的原子弹！”[10]邓初民干脆起了一个“陶行知主义”的新名词，这样就在中国近代史上平添了一名能以“主义”称名的新人。邓所谓的“陶行知主义”，即“人民至上主义”。邓认为，它有自身特有的实现其主义的路线、方法和工具等。因此，陶行知就是陶行知，不能把他简单地和其他人相比。他不是一般的教育家、政治家和诗人，他是陶行知主义的教育家、政治家和诗人。[11]
在陶行知去世后很短时间内，同国内引起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影响相呼应，在香港、南洋华侨和国际友人中产生的回响也十分巨大。以下仍摘录有关报道。
8月25日，香港、九龙各界举行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追悼大会，到会900余人，蔡廷锴主持大会，萨空了、陈其瑗报告三烈士事迹，彭泽民、沈志远等l0余人相继发言，群情悲愤。
9月15日，新加坡华侨举行三烈士追悼大会，有100多社团、1500余人参加，会堂内外遍挂挽联轴幅。胡愈之代表民盟星洲办事处报告三烈士事迹。陈嘉庚发言痛斥国民党独裁统治，与他的挽联所示相一致：“君等入地登天，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但凭赤手空拳，洒尽人间血泪；我亦痛心疾首，反对独裁，反对贪佞，悉本侨胞公意，只求图跻三强。”[12]
国际和平战士、加拿大朋友文幼章撰文《悼念我的朋友陶行知博士》，文称：“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知道中国的真正需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勇敢果决的为大众教育、为民主的组织与实践奋斗终生。”[13]
美国援华会总干事、热情支持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和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华莱士女士，深信那些具有良知的在华美国人，都是陶行知事业的理解和同情者，“战争时期里在重庆认识陶博士的美国人，都一致地赞扬他和他的学校——育才学校。回国的士兵们都说陶博士对中国大众教育这一艰巨的问题似已有了答案。”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