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几乎是纪念陶行知的专刊。除刊载以上诸人讲话材料外，还刊发了延安理论界高度评陶的文章。胡乔木说，“陶先生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钱俊瑞肯定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是一个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又特别指出，“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上万丈光芒。”张仲实则把他同鲁迅、邹韬奋并提，称之为“近30年文化战线上，最有创造力，最有成绩，因而在人民中间影响最大的”“卓越的人民领袖”。[6]发自延安的这些评论，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指导意义，为此后各地持续不断进行的悼念活动定下基调。
9月22日，重庆各界追悼大会在沧白堂举行，到会2000余人。国民参政员许德珩的讲演博得听众热烈掌声：“贪官污吏汉奸都不死，偏偏陶先生死了。谁使他死了？是中国的社会！”中共驻渝办事处负责人吴玉章在讲话中指出，“陶先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教育家，是一个时代的英雄。陶先生认识了广大的人民，忠心为人民服务。陶先生的思想是前进的，科学的，民主的……我们纪念他，要继承他的学说，更要继承他为人民、国家及民族奋斗的精神。”大会发言持续3小时，各团体前来公祭，从中午12时到晚上9时，络绎不绝。
10月27日在上海震旦大学礼堂举行的追悼大会把这阶段的悼念活动推向**。那份有280余人署名的追悼大会发起人名单足以说明问题。中共方面有周恩来、邓颖超领衔，国民党方面则孔祥熙、孙科等人列名，其余各党各派各界知名人士几乎都可在长长的名单上找到。参加追悼大会的中外人士达5000余人之多。大门口悬有“爱满天下”的横额，台前上端悬有蓝底金字“民主之魂，教育之光”八个大字，与对壁“民主魂”三字遥遥相对。礼堂四周上下，挂满挽对诔词，中国民主同盟的挽联最为引人注目：“死生以之，为中华民主奋斗；行知合一，是先生教育精华。”陶行知遗像前遍置宋庆龄、冯玉祥和美国援华会等所献花圈。田汉读祭文，内容凄婉悲壮。祭文称逝者为“和平民主的坚贞斗士”，“地狱里的中国儿童的救主”，“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的导师”。祭文还称，“你的伟大的死，已经唤起广大人民的觉醒。你的汗，你的血，你的热情，已经延长了垂危民族的生命……”
12月1日，灵柩由上海运抵南京晓庄公葬，由全国53个人民团体发起的规模浩大的隆重的公葬仪式，使追悼活动再次出现**。
当灵柩到达南京和平门车站时，沪宁等地前来迎灵送葬者千余人。在“万世师表”和“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钧儒和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队伍。队伍后面则是晓庄四乡农民自动组成的锣鼓哀乐队。与沿途武装警宪如临大敌严密监视相映衬者，则是群众自发的路祭，五步一祭桌，十步一祭台，焚香致哀。灵柩11时到晓庄，12时开始公祭。灵堂前有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代表团所送三个大黄**圈。陈鹤琴代表各人民团体宣读祭文，泣不成声。下午3时，由沈钧儒、翦伯赞及家属扶柩放进劳山墓场。之后，在陶行知当年曾栉风沐雨奋斗数年的地方出现了一座新墓。墓碑“陶行知先生之墓”为沈钧儒手书，墓道前的牌匾是陶行知遗墨“爱满天下”，牌联则是郭沫若所书陶行知联，“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在当时确实被视为人民民主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先驱，在他身后紧紧追随着一支浩浩****的群众队伍。我们不妨再引用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悼诗悼文，以为印证，以为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