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昨天走来。它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规定而冒进，也不能违背历史的意愿而逆退。企求教育改革循直线沿坦途发展，只是不谙世事者的浪漫想象。充满艰辛的探索跋涉曲折的途径，才是教育改革的必然命运。检讨既往，不是为了慨叹过去，而是为了寻觅历史的启示，使行将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教育更加清醒地面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这是我从事“陶研”最亲密的伙伴，也是我期望最殷却又英年早逝的唐文权教授，在1990年为《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结尾写下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话。时间已经过去10年以上，但至今仍可视为警世良言。陶行知的可贵之处就是不蹈空言，在孜孜不倦的教育与实践中，始终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坚持“符合国情，适应生活需要”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他的教育思想与事业深深植根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与现状都充分表明，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无愧为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奇葩。
我很欣赏《陶行知教育思想现代价值研究》课题组开题报告中的一段话：“陶行知不仅属于历史，他还属于今天和未来。陶行知享有人民教育家的盛誉，曾为大众教育、平民教育、民主教育奋斗一生，正与现代教育民主化的历史走向契合。他主张办‘四通八达的教育’、开放的教育，正适应了现代教育社会化、信息化、国际化发展的需要。陶行知提倡的教育是‘大教育’，是人生的教育，全社会的教育，包含着深刻的终生教育的内容。他的教育思想有着鲜明的实践性、整体性，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与现代教育由‘分析的时代’走向‘综合的时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正相一致。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学习化社会即将到来，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现实性”。
我们丝毫无意把陶行知描绘成未卜先知的预言家，然而无论古今中外，但凡学问进入“真知”阶段和“智慧”境界，则必然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也。就以所谓“大教育”而言，陶行知是经过由世界走向晓庄，又由晓庄走向世界；由学校通向社会，又由社会通向学校，而后成就的“四通八达”之大。其间充满着跋涉的曲折与探索的艰辛，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者始能得之。这与那些不谙世事者的浪漫想象，或凭籍权势盲目贪求的大而全，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陶行知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仅先后问世的湘版与蜀版全集，其卷帙之浩繁已经使人感叹不已。但除少数对陶行知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外，对于数以万计的一般学陶、师陶者来说，如果没有适当的导引恐怕是很难利用如此丰富多样的学术宝库的。正是为了满足这些热心读者的迫切需要，胡晓风、金城林两先生，在已经编竣出版的《陶行知全集》的基础上，又精心谋划编辑了这部《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大型资料。
以中国现代化作为贯串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线索，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因为陶行知办教育，不仅是为了教育的现代化，而且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不仅在于物的层面。或许可以说，人的层面更重于物的层面，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最终实现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不仅需要现代的知识与技能，而且更需要现代化的观念与素养，这就必须把教育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也只有从这个视角审视，我们才可以真正领悟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精髓。
晓风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溶入学陶和师陶，不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主持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12卷（这是迄今为止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最为齐全而珍贵的纪录），而且还在师陶、学陶的实践中把生活教育发展为更切合当代需要的创业教育。正如他自己所说：“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研究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它不是为了过去而追念过去，却因为那过去于现在有所裨益而怀想它。这与其说是‘知’的、‘行’的、‘行知行’的，不如说更多的是‘情’。正是为了要引动昨日的兴奋来排遣今日的寂寥；只要舍得花些时光仔细玩味，定能为生活教育、为未来社会增添几分与目前实际或过去均不相同的新意义。”这是多么高远的志趣！多么执着的追求！
[1] 原载《中国改革》，2002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