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1930年，陶行知致力于中国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提出了教育要为广大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并亲自到农村，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他的这种思想与实践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对工农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因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注意。
1924年1月，邓中夏发表了《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一文，提出平民主义的教育家与三民主义的政治家一样，也是我们在思想界联合战线可以团结的一支友军。[4]意即像陶行知这样的教育家，完全可以成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一支力量。同年1月至10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讨论平民教育运动，指导青年学生如何参加这场运动。《中国青年》曾向青年学生发出号召：“平民教育是值得我们努力的。虽然我们对于主持这种运动的方法与采用的材料，不能完全满意，然而这种运动，越普遍越有力量，对于中国改造的前途，有很大的间接帮助。从课程一方面说，识字的人越多，便是将来能看传单小册子的人越多。所以对于将来革命主张的宣传，有重要的关系……从学生一方面说，靠平民教育，我们可以与青年农人、工人、学徒、商贩等相接近。他们是属于下层社会，所以便是社会的基础。他们的觉悟，将使国民革命得着很浩大的声势，我们能接近他们，便是促成他们觉悟的入手法子。”[5]特别引起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的，是陶行知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中提出了到乡间去的号召。比如，1924年3月，陶行知提出：“利用寒暑假去进行乡村教育，是平民教育运动中的最好方法。”5月，共产党人恽代英即发表了《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一文，提出应当利用休假日期，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乡村运动，而平民教育则是最好的乡村运动。他还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6]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陶行知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是持积极态度的。
必须指出，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仅限于教人民读书识字，而不能教育人民明了受压迫剥削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推行平民教育的目的与中国共产党参加平民教育的动机是有区别的。然而，陶行知在平民教育运动中立志为人民大众服务，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就使他能够走向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携手奋进的正确道路上。
大革命时期，陶行知的政治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变化。由于国共两党合作促成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7]陶行知正是在大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完全接受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基于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基础，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初期的合作共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