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人民教育家。他的一生经历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他站在教育岗位上，致力于中国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奋斗历程中，曾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肝胆相照”的亲密合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重要贡献。本文仅就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一概要叙述。
一
陶行知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时期。
早在1919年3月，陶行知在《新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普鲁士教育之基本改革》一文，向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他说：“德国自从拉萨尔、马克思提倡社会主义以来，五六十年间，社会民主党就逐渐膨胀，到1912年众议院选举，该党共得四百二十五万票，占全国总票数三分之一。以票数论，已为德国最大的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就一跃而为全国政治的中枢。”而在普鲁士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还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在教育宗旨、教育行政、学校组织、教员、课程和社会教育等方面都实行了彻底的改革，特别是在“大学校内添设社会主义一科，以资研究。”陶行知热情地赞扬和宣传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社会改革，认为“军国阶级主义的祸根，既然为一阵狂风拔得干干净净，我很希望他在东亚的枝叶不久也就要凋落了”。[2]
陶行知能够在“五四”运动以前向中国的思想界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主要是出于他的民主主义政治立场。辛亥革命时期，陶行知即参加了支援南京临时政府的爱国活动。1914年，他撰写了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主张在中国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国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治体制，标志他确立了民主主义思想。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他始终高举“捍国”“御侮”，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旗帜，亲身参加和领导南京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他始终坚持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努力探索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与方法，并在新文化运动中热情地宣传民主与科学，介绍有利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思潮。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他又希望能从社会主义中吸取一些有利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方法。因此，他在“五四”时期采取了同情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列宁曾指出，先进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以来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影响下，“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3]陶行知正是在这个时代潮流的影响下，接触和介绍社会主义的。1921年，他担任《新教育》杂志编辑、主编时，该杂志还载文介绍社会主义俄国的政治、军事、教育、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刊登过列宁的照片。1922年，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也有过一些来往。这些活动都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
诚然，陶行知在“五四”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肤浅的。他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没有超出其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他也不可能对拉萨尔、马克思、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俄国作出中肯的分析和介绍。但是，陶行知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粗浅的介绍，客观上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反映了中国的民主主义者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涨的客观现实，其结果也就导致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便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一定的联系。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