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走平民教育之路
与“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相呼应，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平民教育浪潮也在掀起。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主张，“今日之教育”要“以人民为主义，以执政为公仆”，使“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都能够进学校读书。新学校应该与旧学校不同，应当为广泛的社会设立，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室、博物院都应该开放，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李大钊号召教育要走“庶民”的方向。他们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打破特权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教育上的特权，使劳动人民不仅能劳动填饱肚皮，而且有现代精神的武装，知道自己应有的主人地位。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工人夜校、邓中夏领导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是这种以教育促进劳动人民提高觉悟、促进政治运动的代表。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对有钱人上学读书，没钱人被关在学校大门之外的现象就进行了猛烈抨击：“依据国家状况，社会中坚力量，实在是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但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教育，觉悟不能提高，知识不能增进。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周世钊《湘江的怒吼》）毛泽东与学校附近的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的工人以及铁路公司、人力车夫、蔬菜小贩经常接触，留心观察访问，深感他们由于生活穷苦，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下决心要设法改变他们的处境。1917年，他倡导创办了一所工人夜学，用亲切、通俗的白话文张贴招生广告，组织一师同学挨家挨户去劝学。几天之内，就有120多人来报名。夜校开设了国文、算术、常识等三课程，注重教学内容与生活的联系，要求“教以历代之大事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强**学要调动学生兴趣。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始于1919年1月，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采用了两种教育形式，一种是“以人就学”的“学校教育”，一种是“所学就人”的社会教育，通过露天讲演、刊发出版物等方式，传播民主主义思想，对促成市民的政治醒悟，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起了明显作用。
在平民教育运动中，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是用力最著、坚持最久、形式最灵活，因而也是影响最大的。1920年陶行知的主要精力还放在进行南京高师的改革的时候，他曾邀请梁启超、胡适、陈衡哲等知名学者来讲课。有一晚，月皎星明，他和胡适以及好友王伯秋等人围坐在校园的草地上，畅谈着各人的志愿。伯秋问他：“知行，谈谈你的抱负？”
“我吗？”他沉吟半晌，很认真地回答道：“我的志愿就是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从那以后，他的主要精力就逐步转到平民教育上来了。在改良精神指导下的平民教育家，有一些共同看法，他们认为：不先有平民的教育，就难以实现平民的政治，就不能组织和施行平民的政治制度。通过教育能改造社会，才能既使社会得到进步，又保持理性秩序。
陶行知发现，当时中国大概四万万人口，而其中最多只有八千万人能读书，有三万万二千万人不能读书，作为一个教育家，怎么能对此熟视无睹呢？1923年12月12日，夜里，他认真反思了自己十多年的学校生活，给他的妹妹陶文溪写了一封信，记录了他这一夜的心绪：“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这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