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3—1990）、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华中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章开沅教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章开沅与唐文权在“陶研”方面所著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在“陶研”界是扛鼎之作。在该书第一章“陶行知现象”中，作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过程。痛定思痛，告诫人们警惕“陶行知现象”的重演，决不允许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将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处理，以致将弥足珍贵的教育文化打入冷宫。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溘然长逝，不仅震动了南京、上海，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陶行知的评价却开始悄悄下降。1950年7月《人民教育》社论强调，“批判地接受陶行知的教育学说”。1951年4月后，随着电影《武训传》“讨论”在全国急速而广泛地铺开，对陶行知重新评价的号角便正式吹响。连篇累牍地批判武训的文章，犹如探囊取物一样，便捷快当地将批判武训转向批判“武训类”。自此而后，被誉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便从四海仰慕的辉煌顶峰，推落到无人问津的晦暗幽谷。极“左”思潮对中国教育的破坏与阻滞作用，岂可估量？1985年9月5日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当时对陶行知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初级的”。通过“陶行知现象”深刻地揭露了极“左”思潮的危害，因而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力度。对陶行知的批评，在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极为恶劣。
其一，是全盘否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理论，使得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失去了一个适应国情而富于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来源，从而导致“一边倒”照抄照搬苏联教育模式。
其二，将陶行知打入“冷宫”，为沿袭旧的教育传统创造了条件。
其三，由于“批陶”是在理论水平较低层次上进行的，加之操作简单粗暴，不仅使一些理论问题更加扑朔迷离，还使是非问题搅得更乱。
其四，“批陶”在社会上开启了轻视教育的先声。陶行知献身教育的精神被横加非议，直接向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与领导干部展开心理攻势，使他们心有余悸；对武训、陶行知办学精神的指责，严重挫伤了民间自办学校的积极性。
正是需要千千万万个陶行知的时代，却因批判倒了一个陶行知而惩一儆百，从而错杀了千千万万个陶行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昭诫后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从陶行知这个有价值的个案中，值得吸取的教训实在太多了。信哉斯言，当然，《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以其44万余言的鸿篇巨制，定会出现某些疏漏是可以想知的。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值得推敲商榷之处。誉如，作者在书中提到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亦步亦趋地照搬苏联，而陶行知对苏联教育是什么样的观点，却尚欠分析。事实上陶行知对苏联宪法、斯大汉诺夫运动等都有较高评价的。其次，在“批陶原因面面观”中，作者指出“当年批陶的历史原因确实是一言难尽，它是一个多重多面交织而成的复杂体”。紧接着列举了四点原因，而将江青“假公济私出山干政”作为数因之首，似乎不太妥当。“批陶”与“阶级斗争”观有至关重要的关系，目的是要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西方的理论与学术思想轨道转换到苏联一边去，而批陶运动充分体现了这种努力。又因武训与陶行知办学是走的所谓“改良主义”路线，这与当时宣传的白热化阶级斗争是水火冰炭。而江青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地位，是不显山不显水的，即使欲“假公济私”，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将传主置于20世纪上半叶前后的社会历史大环境中，翔实细致地考察评析传主跌宕起伏、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是一部很有深度、广度和力度的史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