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学合一”的主张，对当时坚持封建保守的教学方法的教师来说，是一种刺激。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务会议上，提出师范学校教授法的课程一律改为教学法的提案，遭到反对。后来在“五四” 运动中，在“民主” 与“科学” 大潮浪的冲击下，才把“教授法” 改名为“教学法”。这从表面看来只是一个名词的改变，而从教学原理上看来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革。教和学是双边活动，教师的责任是引导学生学习。陶行知说：“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 又说：“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今教育家所主张的自动。”（《教学合一》）教师的教处于主导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学问。陶行知引用孔子说的话“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后说：“这真是过来人阅历之谈。因为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画葫芦，我觉得十分枯燥。”（《教学合一》）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曾引起教育界中持有传统教育观点的教育家的反对和围攻，在当时的《教育杂志》上甚至出了《读书问题》专号。陶行知一方面劝告青年学生不要“读死书”，同时又教育青年“不能借口而丢掉书本”。（《通不通》）
陶行知反对传统教育的“死读书”，强调“活读书”，也就是说在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中“善于用书”。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按陶行知说法就是“做”，他进一步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学原理。他在1926年说：“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法、学法、做法是应当合一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
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即把“教学做合一” 定为校训。11月2日，陶行知在晓庄学校每天早上举行的“寅会” 上作了题为《教学做合一》的讲演，阐述了“教学做合一”的原理。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区别。” 又说：“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教学做合一》）
1927年11月3日，陶行知在“寅会”上又作了一次讲演，进一步说明了“教学做合一”中的“做”。他说：“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真正之做须是在劳力上劳心。” “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征服天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是立在同一的哲学基础上的。这个哲学的基础便是‘在劳力上劳心’。”（《在劳力上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