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确实是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他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教育与生活相结合的主张。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时候，陶行知提“民主教育”作为生活教育的新要求和新内容。1946年5月，陶行知在上海作了一次题为《民主教育》的讲演。他说：“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候，而是以一变应万变的时期。”“我们需要自我再教育，自我再教育，就是我们再受民主教育。” 其内容是：“一、大家说‘教育第一’，其实更重要的是‘人民第一’，只有重视人民的教育才能第一。二、‘天下为公’ —— 教育为公，文化为公，不可由任何人据为己有。三、建立民主的主张——应该集思广益，虚心学习，用民主的方法，从各阶层多方面结合而成的主张。四、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作事，也让别人作事，最好是大家合作；自己要吃饭，也让别人吃饭；自己要安全，也让别人安全，最好是大家平安；自己要长进，也让别人长进，最好是大家共同长进。”
陶行知在这次讲演中，再一次重申当初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时所提出的大学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致于人民之幸福。”（《社会大学颂》）并作了申述，他说：“在明民德，民德有四：（一）觉悟；（二）联合；（三）解放；（四）创造。在亲民，亲民有三部曲：（一）钻进百姓队伍与老百姓亲近；（二）成为他们的亲人；（三）要老百姓承认你的确是他们的亲人。还有一个三部曲：（一）为人民服务：（二） 跟老百姓学习；（三）和老百姓共同创造。在致于人民之幸福——与人民共同造福除苦。所谓幸福有四：（一）福—— 安居乐业，有自由，有读书机会；（二）禄——丰衣足；（三）寿——健康有保障，生病有医药：（四） 喜—要有结婚、生儿育女、经济能力，都能如愿以偿。”
二、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于1914年秋季去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学习市政学，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接受美国教育家约翰· 杜威（1859—1952）的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教育思想。1917年夏季回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他抱着改造中国教育的愿望，细心考察当时中国各级学校教育实施的情况。他看到当时中国所有学校都还用着陈腐不合理的教学方法，认为实有改革的必要。他在1919年时指出：“现在的人叫在学校里做先生的为教员，叫他做的事体为教书，叫他所用的法子为教授法，好像先生是专门教学生些书本知识的人。他似乎除了教以外，便没有别的本领，除书之外，便没有别的事教，而在这种学校里的学生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别的功课。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教学合一》）
陶行知认为：“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依我看来，教学要合一，有三个理由：第一，先生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并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教学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