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大约1935年，陶行知在《什么是生活教育》一文中，又重申了他的见解，批判了生活教育中“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这理论告诉我们说：学校里的教育太枯燥了，必须把社会里的生活搬进一些来，才有意思。随着这个理论而来的几个口号是：‘学校社会化，‘教育生活化’。”他驳斥说：“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他，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惟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惟一的教育。大众必须正式承认他，并且运用它来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
约在同年，陶行知还写了一篇论文《生活教育现代化》，论述了现代的生活教育。他说：“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时代是继续不断地进，我们必得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落伍时代了。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这个钥匙便是活用的文字符号和求进的科学方法。普及教育运动之最大使命便是把这个钥匙从少数人的手里拿出来交给大众。”
对陶行知的上述言论，在中国教育界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他于1940年1月写了一篇《谈生活教育——答复一位朋友的信》，作了一个总的回答。他对说“生活教育者好像不懂得‘真正生活教育的实现，只有在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里存在’”的回答是：“真正的生活教育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到今天，即发展到今天，而且还要一直存在下去，发展下去而达到最高的生活即最高的教育。为着最高的目的而忘了发展的过程和为了发展的过程而忘了最高的目的都是错误的。”对说“生活教育者企图不经过突变而欲达到质变”的回答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企图。除非你遇到的是没有常识的生活教育者’。水热到摄氏一百度突变而为水蒸气。我们不能幻想着水蒸气而忽视了砍柴、挑水、烧锅的工作。” 对说“生活教育者之努力，即使能完成任务，那也只限于一部分提拔的‘天才者’，群众是没有份的”的回答是：“这‘天才者’大概是指我们所选之具有特殊才能之儿童吧？他们是从难童中选来，不能说他们与民众无关。我们当然不应该为‘天才，而办‘天才’ 教育，但是为着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而培养特殊才能的幼苗使他们不致枯萎夭折也是值得做的工作。” 对说“生活教育者没有把革命与教育联系起来”的回答是：“我们以一个民众学术团体，对于团结抗战建国，是用了全副精神参加，不敢有丝毫之懈怠。至于你所说，一个教育者同时应该是一个革命者，我很同意。但我希望补充一句：一个真正革命者必然是一个真正生活教育者。” 他还指出一部分人忽视生活教育，是由于他们对生活教育不了解，不关心，并不是生活教育的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