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10月间，陶行知筹划创设试验乡村幼稚园。陶行知曾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名义，写信给江苏省长陈陶遗，提出幼稚园应有之改革及进行办法，提出幼稚园要“适合国情，节省费用，裨益平民”三方针。在另一信中，“论幼稚园切合农村之需要，并指出，六岁以前为人格陶冶最紧要之时期。”当年10月5日，《陶行知致陶文洪》信中提出了他对创办乡村幼稚园的基本观点：“小孩子从能走路能说话的时候起到进小学止是最可爱，最要教导的时期。爱护幼儿的人创设幼稚园，就是要培养四五岁的小孩子，使他们的生活可以丰富。”陶行知批判当时的幼稚园，他说：“但是国内一般幼稚园有几种流弊。第一，他们仿效外国，不合国情。第二，他们灌输宗教，制造成见。第三，他们费钱太多，非有钱的地方不能办。第四，他们学费太重，非富贵的子弟不能进。有了这几种流弊，所以不易推进。”陶行知接着说：“吾国以农立国，人民百人中有八十多个住在乡村里。要把幼稚教育推广，必须把这些流弊除得干干净净，使它们可以下乡，然后才能收普遍的效果。”陶行知于1926年10月29日在《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22期上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再次批判：“现在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试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二是花钱病。国内幼稚园花钱太多，有时超过小学好几倍。三是富贵病。幼稚园既多花钱，就得多弄钱，学费于是不得不高，学费高，只有富贵子弟可以享受他的‘幸福’。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陶行知提出：“我们现在所要创办的乡村幼稚园，就要改革这三种弊病。我们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陶行知在《宣言书》的末段指出：“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不是一说就可以成功的。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试验，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建设。”
三、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中心学校有了办法，再办师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