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提出：平民教育是到平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乡村教育开创者之一，对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推动曾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陶行知早年，与晏阳初合作推行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职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之际，协助晏阳初筹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3年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陶行知被推选为总会执行董事，会上推定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为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2]陶行知还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委托，与朱经农改编《平民千字课》，作为推行平民教育的教材。
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之际，在《组织大纲》上规定，设立“乡村教育部一，表明农民是平民教育的主要对象，因为农民是中国平民中的最大多数，中国文盲的最大多数。但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从何处着手上，晏阳初和陶行知在看法上有分歧。晏阳初认为：“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却不能先自乡村着手，而必须从城市开始。因国内各地乡农都习惯于惟县城或省城马首是瞻。要想说服乡农识字读书，平民教育运动首先必须在城市获得胜利，用以影响乡农的视听的观感。”
陶行知认为，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必须开展平民教育下乡运动。1924年10月，陶行知发表《平民教育概论》一文，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陶行知还说道：“读书之外，还教些实用的职业。”
陶行知与晏阳初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中的分歧，不仅是在乡村或城市先后开展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陶行知发动和依靠城市和乡村的平民来推行平民教育，而晏阳初则是依靠官僚、买办和教会来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在1923年提出“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而晏阳初在1929年开始进行定县实验时竟说：平民教育特质之一，“是一种‘布道’的运动”。
陶行知在平教会成立之后不久，就主张平民教育的下乡运动。1926年起，陶行知转入乡村教育运动。1927年，在南京郊外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比晏阳初在定县创办平教区早两年。从1926年起，陶行知和晏阳初就分道扬镳了。
二、全面地展开乡村教育运动，创办乡村幼稚园
1926年开始，陶行知投入乡村教育运动。当年一月，陶行知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一文，提出“乡村师范下乡应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主张师范生要到“眼前的乡村”去做改造乡村之实习。这是陶行知投入乡村教育的发轫，提出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师要有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学生要做改造乡村的实习。也就是说，乡村师范教育要联系乡村社会的实际来进行培养师范生，并要求师生担负起改造乡村的任务。这是陶行知对乡村教育最基本的主张，这一主张一直延续到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1945年在育才学校组织农村服务工作委员会，在瞿家湾育才教师宿舍开办农村青年班。由此可见，陶行知的这一主张，是随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发展的，是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其内涵的，由纯朴的改造乡村生活的思想，而达到培养师生和农民参加人民民主革命运动。
陶行知推行的乡村教育运动，是一个全面的乡村教育运动，包含乡村幼儿园、乡村小学、乡村师范学校，直至筹办晓庄学院和晓庄研究所，为改革中国乡村教育培养师资和研究人才。
1926年7月至10月上旬，陶行知在南京和江苏省一些县进行乡村教育的考察研究。9月中旬，江苏省教育会邀集研究乡村教育及办理乡村学校的人在南京贡院开会讨论标准乡村学校。陶行知发表意见说：“乡村标准学校最需要的就是标准校长。乡村标准校长应当有三层资格：一要有农夫的身手；二要有教师的头脑；三要有改造社会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