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拥有的雄厚经济实力与徽州甚为发达的教育事业，导致徽州地区的文化学术在明清时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地域性哲学、经学、医学、绘画、戏剧、建筑、雕刻、盆景等专业性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相继衍化为自成一体、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派别。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班徽调、徽派建筑、徽派雕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等，无不享有盛名，著称全国。尤其是徽派朴学，在清代学术史上力压群芳，影响深远。徽派朴学的创始人为婺源江永。他一生从事教育与著述、学问渊博。江永的高足戴震是徽派朴学的集大成者，其治学“长于分析条理，而裁断严密，每护（获）一义，及参互考之：往往确不可易”。继戴震之后，黟县俞正燮、歙县洪榜、凌廷堪、汪莱、程恩泽，绩溪胡匡衷、胡培晕、胡春乔等，都是清代学术界出类拔萃的著名学者。徽派朴学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成就，其学风集中体现了清代学术尚实、笃实的特点。诞生在这种文化地理背景中的陶行知，自然要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其实事求是、大胆怀疑、敢于批判的精神，无疑是徽派朴学基本治学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孩提岁月
从孩子时代起，陶行知就在这样一个学风朴实、名人辈出的文化之乡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给他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从6岁起开始启蒙，接受儒家教育。此后虽因家庭原因，时有中辍，但好学精神未减。即便是风雪之日，他也从不停止向先生问学。他曾先后拜教县、休宁的几位名儒为师，研习“四书”“五经”，在传统文化方面奠定了比较厚实的根基。这为他后来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
少年时代，陶行知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沈厚的兴趣，其中尤其酷爱白居易、杜甫两人的作品。他因家贫无钱买书，就向同学汪采白的父亲汪纪修借唐诗来抄写。他边抄边吟，抄写十分认真。还书时，汪先生问他：“唐朝诗人中，你最推重谁？”陶不假思索地答道，“白居易、杜甫。”汪先生又问，“为什么？”陶说：“白诗通俗，杜诗沉郁。他两人诗的风格虽不同，但多感时之作，喊出了人民的呼声。”[9]杜甫和白居易都是有强烈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恨，对祖国的赤诚和忧虑。从这些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中，陶行知吸取了丰富的人民性的思想力量和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如此，他还学习了白居易用大众语言写大众诗的艺术风格。陶行知后来写了近700首诗歌，成为现代中国著名的大众诗人。他的诗作感时忧国，反映民生疾苦，对反动派的祸国殃民，屈膝投降，口诛笔伐，沉雄有力，而且明白晓畅，老妪可解，这显然是师承白、杜的结果。
二、教育经历
乡村私塾的传统启蒙
陶行知自幼聪慧，资质优异，而且是家中唯一的男孩，陶父将家庭的希望都寄托到他的身上，再加其父陶位朝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还曾担任过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他期望通过教育儿子成才而改变家庭的贫困命运，于是他经常利用闲余时间对陶行知进行识字教育，让其临摹字形。
早期的智力开发使得陶行知比一般的孩子聪明，而且勤劳务实，礼貌待人，这就引起了旸村塾师方庶咸秀才的注意。于是，1897年，6岁的陶行知便通过得束脩之礼入方秀才私塾开蒙。此后的陶父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在家对陶行知进行习字教育，并接受简单的儒学知识。陶行知的记忆力特别强，三刻钟内就能背诵《左传》43行。
八岁时，陶父重返休安万安任册书，陶行知也随父入吴尔宽私塾伴读。[10]陶行知在这里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经学教育，他天资聪颖，刻苦钻研，反应灵敏，深得外祖母、塾师、学友的青睐，在此他五年一直苦读中国传统儒学经典，奠定了较好的旧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