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背景
出身贫寒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浚），字世昌，1893年11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的一个贫寒家庭。他有一姊一妹，姊名宝珠，幼殇。妹名美珠，又名文渼。
陶行知的父亲名长生，字位朝，号筱山，粗通文墨，为人厚道，原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亨达官酱园。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洋货倾销，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每况愈下，营业萧条，家境困难，只得将酱园出顶给曹氏亲戚，回故乡黄潭源村种田务农，卖柴卖菜。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仂，除种田务农、操持家务外，还替人缝补浆洗作佣人。
陶母艰苦朴素，治家节俭，家中丈夫、儿子，后来又有孙子的理发，全由她一人包办，数十年如一日。她这种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的精神，对陶行知一生影响很大。陶行知把母亲使过的剃刀视为最可纪念的传家宝。母亲逝世后，他曾作诗一首，“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2]
由于家境贫寒，陶行知自幼便饱经世故沧桑，深知农家疾苦。十一二岁时，他就成为家中的半个劳动力，每天随祖母一起绩麻，跟母亲一起种菜，随父亲一起砍柴、卖柴和卖菜。他平日接触的大多是贫民，一直生活在贫民社会环境中，对劳苦大众无比挚爱，对有钱有势者则极为鄙视，自幼便形成了亲民、爱民、为民、救民的思想。
当时，歙县西干十寺有两个当家和尚勾结官府，鱼肉人民，利用宗教，作威作福，强奸妇女，并以宣扬佛教为名，沿西干山坡修建18座佛龛，强捐恶索，惹起众怒。陶行知激于义愤，与同学朱家治等人，把西干沿河的木雕菩萨全部摔入河里，为民伸张正义，人心大快。亲民、爱民、为民、救民的思想，成为贯穿他一生道路与事业的主线，推动着他奋力开拓“中国性、平民性”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化思想路线。
徽州府与“徽骆驼”
陶行知的故乡歙县，旧属徽州府，在安徽省南部。徽州全境多为山区，虽风景秀美，但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全年的粮食仅够当地居民三月之需。因此，为了生存，徽州人大多离乡撇井，外出经商。他们多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积累资金，逐渐扩大势力。有的竟成为富商大贾。徽州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全国，甚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意指一个地方只要徽州人进来，就开始设店经商，把小村落变成小市镇。徽州人特别能够吃苦耐劳，富于开拓创业精神，人称“徽骆驼”“绩溪牛”。陶行知自幼便深受这种精神的感染，萌生了艰苦奋斗、开辟进取的意识。[3]
徽商与徽州文教
徽州商人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十分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因此，徽州地区的学习气氛格外浓厚。孩子们从小就要进各类塾馆读书，接触儒家经典。许多微商或“先儒后贾”，或“儒而兼贾”，或“亦儒亦贾”，或“先贾后儒”。由于徽商具有这个特点，因而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具有“权低昂，时取予”的洞察能力，容易发财致富，并易于与政界官场建立密切联系，为进一步扩大势力创造条件。与此相关，徽州人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兴建各级各类学校。自明初起，各乡创办社学，徽州六县共有社学394所。[4]及至清朝康熙年间，发展到512所。[5]嘉庆以后，社学渐衰，私塾又起。“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十户之村，不废诵读。”[6]徽州的书院也有相当发展。从北宋到清末，徽州六县共建书院70所，其中宋建8所，元建6所，明建34所，清建12所。明清时期，徽州宗族还普遍实行资助学员的宗规家法。《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八《许氏家规》规定，“凡逼族人子弟肄习举业，其聪明俊伟而迫于贫者，厚加作兴，始于五服之亲，以至于人之殷富者，每月给以灯油、笔札之类，量力而助之。”[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