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这对陶行知日后的人生道路与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20年代前后，陶行知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就是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理论武器的。他的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理论，也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有着某种思想上的联系。当然，陶行知对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也如同他早年对待其他西方文化（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林肯的民主共和思想和基督教的宗教学说）一样，都不是盲从盲信，照搬照抄，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接受、来传播，进而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总结自己长期教育实践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扬弃和发展，形成一种与之有本质区别、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的新型教育理论。
需要说明，留美期间，陶行知对于西方文化接受，并不限于人们常说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也不限于前文所列陶行知在伊大、哥大两校所学的有关课程的内容。事实上，他对现代西方的诸多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各派教育新思潮，均有广泛的涉猎与钻研。这一点在陶行知回国不久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体现得特别明显。1917年秋，陶行知自美归国后，针对国内教育界因循守旧、不思革新的现状，连续发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教育研究法》《智育大纲》《教学合一》《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等文章，大力介绍和宣传欧美教育新思潮、新学说，提倡以科学的试验方法来改造中国旧教育。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到的人物及其学说不下十余种，如培根（FranoisOaoan）、笛卡尔（Descartes）等人的哲学观点，詹姆斯（LillialJaies）、桑代克（Thodndike）、华莱士（Lallaoe）等人的心理学见解，约翰·费斯克（JohnFiske）、华莱士（Lallaoe）等人的动物学理论，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Oalton）的遗传学思想，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福禄贝尔（Froetel）、赫尔巴特（Herbart）等人的教育实验，沃特的葛雷学校，爱莉（Aally）、沙力方夫人（）等人的盲童教育实践，等等。杜威及其教育学说，此时只是作为众多人物及其学说之一而被加以介绍。
这些事实表明，陶行知在留美期间接受西方文化时，从来就没有局限于某人某派学说，而是从改造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的需要出发，以海纳巨川、吞吐百家的博大胸襟和恢宏气度，博采诸家外来学说之长，融会贯通地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体系。
三、爱情、婚姻与家庭
父母
陶行知的家庭是个大家庭，除他之外，家庭成员先后包括父亲陶位朝、母亲曹翠仂、姐姐陶宝珠（幼殇）、妹妹陶美珠（又名文渼）、前妻汪纯宜、长子陶宏（乳名桃红）、次子陶晓光（乳名小桃）、三子陶刚（乳名三桃）、四子陶城（乳名蜜桃）、续妻吴树琴。
父亲陶位朝，以字行，名长生，号笑山（筱山），1867年生于安徽歙县，1915年1月病逝于南京。粗通文墨，为人厚道，古文功底较好，曾在南京汇文女校教过书。后来，回乡务农，过起了清贫的生活。由于他经历曲折，生活艰难，因此他将希望寄托到陶行知身上，于是他对童年时陶行知的学习非常重视，亲自在家教儿子读书识字。陶行知15岁时，他又送其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为儿子接受西方教育乃至后来的出国留学均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陶位朝望子成龙，将儿子的前途放在他心目中的第一位。据陶城回忆：
祖父为了大力支持爸爸在美学习，他把吸大烟的恶习都彻底戒掉。对于一个吸鸦片者来说，没有良好的戒烟措施，自己来行戒毒，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但为了儿子能成才，为国效力，他还是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才把烟瘾坚决戒掉。慈祖父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为爸爸的前途和伟业着想，确实值得缅怀发扬光大。[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