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秋，陶行知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了伊利诺大学的政治学硕士学位。之后，他便转入他梦寐以求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专业。
陶行知从伊利诺大学毕业后，他正巧取得了义和团赔款的留学生派遣制度“半费生”资格，有了维持继续深造的起码经费，便于该年9月下旬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行政学博士课程。
根据校方的安排，斯特雷耶（）教授担任陶行知的论文指导教师。斯特雷耶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教育行政学专家，美国教育行政学会会长，学问渊博，但有些学究气。杜威的专长是教育哲学，他虽然不是陶行知的论文指导教师，但陶行知选修了他所讲授的《学校与社会》这门课程。相较之下，他在教育哲学思想上对陶行知的影响远大于斯特雷耶。
杜威的教育哲学是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这种教育哲学以其经验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为基础，强调变迁、行动和实用，主张“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和改组”“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和“从做中学”，要求教育应当与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要反映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教育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还主张教育要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要着重培养学生适应生活的能力，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发展学生的个性。尽管这种教育哲学由于杜威本人在政治、哲学等方面的阶级制约性和历史局限性，存在着不少错误的、自相矛盾的东西，但从总体上看，它适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需要，对于改革美国当时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旧教育，建立现代民主、科学的新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陶行知求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正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成熟和影响逐渐达到高峰之时。在此前后，杜威的主要教育论著《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明日之学校》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等，均已经相继出版。而最集中最系统地阐述其教育思想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正好就发表于陶行知就读该校的1916年。杜威对旧教育的抨击和对新教育的设想，他的批判精神、试验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于早就不满中国旧教育、亟欲建立一种新教育以维护和发展共和体制的陶行知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加之杜威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础（达尔文的进化论、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和注重行动的哲学观）与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时期就已形成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达尔文的进化论、林肯的民主共和主张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观）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相通或相似之处，这些因素都使陶行知一跨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大门，就很快沉浸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中去了。这一点可以从下面所附陶行知当时在该校学习的课程内容及任课教师的思想倾向看得很清楚：
以上课程有浓厚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色彩。在这些任课教师中，杜威本人自不必说，讲授《教育哲学》的克伯屈教授是杜威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讲授《教育史》《教育行政学》《教育社会学》和《各国学校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孟禄教授、斯特雷耶教授、斯列丁教授和康德尔教授等人，都是与杜威私交甚好、思想上不同程度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影响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正是在这样一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大师或具有进步主义教育倾向的著名教育家们的直接教诲下，接受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