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曰“添冠加冕”。一些好心的同志为了证明陶行知如何伟大，老爱把各种“桂冠”加在他的头上，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足以证明陶行知的伟大。有的说他“在国内最早主张并招收女子入大学”，有的说他是“第一重视科学教育的人”，有的说他是我国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这些新兴教育学科的“创始人”“奠基者”，等等。应该承认，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改革精神和创造意识确实是他同一时代众多教育家所难比肩的。他在教育领域许多方面的革故鼎新，都开一时风气之先。对于他的这些劳绩，后人自应予以尊重和充分肯定。问题在于：有些改革的首倡者，并不是陶行知。就拿素为某些同志所津津乐道的陶行知首招女子入大学一事来说吧，远在陶行知所在的南京高师和蔡元培所在的北京大学相约试行男女同学之前，广州岭南大学和上海大同学院已经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大同学院是1915年开始提倡男女同学的，而南高和北大五年之后才有此举。陶行知在其《为反对中学男女同学的进言》一文中，对此曾有明确说明：“其实大学男女同学，在中国早已试行。岭南大学、大同学院当国立大学未行男女同学之先，早已办过了，结果很圆满。”[4]不知是这些同志没读过这篇文章，还是有意视若不见？如果是前者的话，倒还情有可原。倘若是后者，这种心态就很值得研究了。在我看来，是则是，非则非。陶行知的伟人形象本来就已光彩照人，何必还要多此一举？难道不戴上这些“桂冠”，陶行知就不伟大了吗？
五曰“循环论证”。在陶行知研究中，我们时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或者援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陶行知的评价完全正确。这种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循环论证，导致了研究工作的起点与研究结论的归宿之间的同义反复。试举一例，周恩来在1946年陶行知去世后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时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5]周恩来的这一段话，言简意赅，评价允当。但在陶行知政治思想分期的问题上，也只是一家之言。研究者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或赞同这种观点，或提出与之不同的看法。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看到中央领导已有结论，那就不必再去劳神了。于是乎，他们不是把精力放在深入探讨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具体发展过程上，而是专在这段话的“十年来”三个字上做文章。既然周恩来是说“十年来”，那么，陶行知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是从“十年前”（即1935年）起开始发生质变的，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还有的同志思路更为奇特，既然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十年前”（1935）的遵义会议上才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党中央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那么陶行知从“十年前”开始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完全合乎情理。如果在此之前就跟着当时的“左”倾错误路线走，那反倒糟了。言下之意，似乎陶行知颇有些先见之明。在这里，周恩来的这段话被他们作为研究工作的起点，开始了其论证过程，忙乎了半天，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其实，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陶行知的评价，基本上是一种结论性意见，没有作具体的论证。即使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也并未穷尽对陶行知的认识，还有许多具体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从他们对陶行知的论述中，我们仅仅了解和熟悉一些结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学习和掌握他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改进现有的陶行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