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注经疏义”。有些研究者虽然口口声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陶行知，但在实际上却把陶行知视为一贯正确、能够解答一切现实问题的“先知先觉”。他们对于陶行知的学说，犹如古代学者整理儒学经典，孜孜矻矻，专事注疏，不敢越雷池一步。名为学术研究，实为现代注经。在他们看来，陶行知的学说已尽善尽美，完全适合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建设。人们只需很好地理解和运用它，就万事大吉了。他们认为，陶行知的学说没有什么局限性。可以直接用来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其实，任何人和任何学说都有其局限性，陶行知也不例外。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这里所说的条件性就是局限性。陶行知生活的时代已与今天有天壤之别，历史条件也大不一样。对于陶行知的学说，我们应该区分三种情况：一要分清哪些是陶行知学说的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二要分清哪些原理和观点在当时当地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不正确、不适用了；三要分清个别观点在当时看来就是有失偏颇和不确切的，或带有某些空想的因素。在运用陶行知的学说指导今天的教育改革时，应注意它的临界条件和适用范围。只有用陶行知的精神即科学的精神对待陶行知学说，才能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陶行知的学说，永葆其理论的青春活力。
三曰“假设推理”。某些研究者总喜欢作各种假设推理，“如果……一定……”便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比如，如果陶行知谢世不那么早，后来当了新中国的教育部长，如果我们按他的教育主张办教育，我国的普及教育一定早就完成了，根本用不着为现有的二亿五千万文盲或半文盲的扫盲问题而发愁。这种看法当然并非毫无根据。然而，历史毕竟是不能假设的。历史如能假设，那历史也就不是历史了，即使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推理的结论也往往并不可靠。因为客观事物之间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差异的一面，前者为这种推理提供了根据，而后者又对推理的可靠性起了限制作用。这就使推理的前提和结论没有必然的联系，结论是或然的。有可能这样，也有可能那样。如果认为“一定”这样，那就未免太绝对了。退一步讲，即或陶行知当了教育部长，他又能如何呢？我真怀疑，在新中国成立初对电影《武训传》猛烈批判中，他这个曾经推崇过武训办学精神的人，能够不受牵连、逃脱厄运吗？纵然“批武”运动侥幸无事，在其后接踵而至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中，他又如何能够顺利过关、安然无恙呢？谁能担保他在某一天不被送上政治斗争的祭坛？说实话，在阶级斗争高唱入云的年头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再好，也只能被束之高阁。这绝不是哪一个人的主张与能力的问题，而是当时那种政治路线的必然走向所使然。撇开了对这一段具体历史过程的考察，再好的假设推理都显得苍白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