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起之秀崛起于学界之际，老一辈的学者仍在陶行知研究的园地上辛勤耕耘，孜孜以求。斋藤秋男继续发挥着日本陶研界指导者的作用。他虽已届花甲之年，但壮心不已，老当益壮，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又接连发表了若干有份量的新作，如《陶行知、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四十年代解放区与“生活教育”——〈中国革命与“生活教育”运动〉续》《大众诗人陶行知的生与死——兼对旧著〈陶行知评传〉的补充》和《陶行知与他的三个战友（陈鹤琴、董纯才、张文郁）》《迈向陶行整体形象的研究——“人民教育家”和“大众诗人”的共存和内在冲突》等。他倡导陶行知研究工作应当迈向陶行知整体人格形象的研究而塑造他的整体形象，“要把握好陶行知的整体人格形象，必须透视到陶的人格内部所共存的‘教育家’和‘诗人’这两种性质的内在冲突和革新，并创造新的人格的过程和机制。”而且，他频频来华参观访问，进行教育交流，1995年和1996年先后应邀参加了在上海和武汉召开的陶行知学术研讨会。他还大力奖励提携年轻的研究者，甘当他们的铺路石，表现了一位前辈学者的宽广胸襟，赢得了年轻学者的尊敬。
此外，另一位老一辈教育史专家、国立教育研究所亚洲教育研究室室长阿部洋研究员也很重视陶行知研究。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于1988年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资料调查》一文，对陶行知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等有关情况，作了翔实的考证。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阿部洋博士198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米尔巴科图书馆特藏室主任戴维·门特博士（）的帮助下，在米尔巴科图书馆特藏室收集到了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那就是陶行知于1916年2月16日写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迪安·罗素（）一封书信，信中表达了青年陶行知的理想和抱负，他在信中讲道：“我生活的唯一目的，不是通过革命，而是依靠教育来进行民主主义建设。当看到共和国突然诞生所引起的各种弊端之后，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真正的共和国就不能存在。作为我终生的事业——从事教育行政的想法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举行的Y.M.C.A的夏季大会上才明朗起来的。”文中所披露的有关史料，澄清了陶行知留美学习期间过去一直没有弄清楚的若干史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