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虽然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界、新闻界乃至出版界对于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了不少介绍和宣传，但这些文字大多属于一般性的叙述，尚未出现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离真正的学术研究相距甚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日本陶行知研究的前阶段，或者说准备期。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没有这一时期日本教育界、新闻界乃至出版界许多有识之士的积极介绍和宣传，为后来的研究工作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日本陶行知研究的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20世纪40年代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战后，日本一度处于美军占领之下，美国出于其长远利益的考虑，宣布实行五大改革：解放妇女、工人有团体权、教育自由主义化、废除专制政治和经济民主化。1947年，正式公布教育基本法，开始实施教育民主化。但是，什么是教育民主化？为什么要实施教育民主化？如何实施教育民主化？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当时日本社会各界的看法是不同的。一方面，各种反动势力正重新抬头，竭力把教育民主化纳入他们的轨道；另一方面，进步力量也试图把包括战后教育民主化在内的各种民主改革作为日本人民的自主改革来进行，以争取战后日本沿着真正民主的轨道行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中国民主教育之父”的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又再次引起日本教育界有关人士的重视。他们一边继续介绍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一边开始对其作理论研究。
前文述及的户塚廉战后回到家乡静冈县挂川市，户塚廉对早年“儿童之村”小学、《生活学校》杂志与山海工学团的交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在自己发行的《乡土报》和《父母子女报》上，一直坚持向日本读者介绍和宣传陶行知。
与此同时，陶行知研究也在日本学术界正式开展起来，涌现出一批像斋藤秋男、新岛淳良等颇有影响的研究者。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学养丰厚，思想进步，对中国人民素持友好态度，怀抱改造旧教育、重建新日本的理想，又长期在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工作，专门研究中国教育问题，故一旦着手陶行知研究，很快就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其中，研究时间最早、最长、成果最多的，当推斋藤秋男。
斋藤秋男是日本东京专修大学教授，前中国研究所理事长。他早年毕业于东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后专攻教育学，尤以中国教育史研究见长，是日本著名的老一代教育史学家，先后出版过《中国的近代教育》《新中国的教育建设》《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等著作。早在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华战争结束时，他和另外几个日本军人一起，在湖南省洞庭湖附近农村“就地解散”，经过岳州到汉口，在汉口某书店里偶然看到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发行的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读到陶行知为实现儿童解放和民主政治而写的富有特色的诗篇和讽刺时政的文章，深为陶行知那种斗争精神和相信群众的精神所感动。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陶行知。60多年来，无论中日两国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幻莫测，无论陶行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声名是毁是誉，无论自己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多么繁重，他都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精神，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1951年，刀江书院）、《民族解放的教育》（编译）（1961年，明治图书出版公司）、《陶行知评传》（1968年，劲草书房）、《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1983年，明治图书出版公司）四部专著以及许多专题论文，博得国际学术界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好评。下面，重点介绍斋藤秋男教授这四部专著的有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