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户塚廉等人还积极开展与陶行知领导的山海工学团进行资料交换为主的经验交流。他们把《生活学校》杂志寄给山海工学团，陶行知也把他撰写的寓言童话《乌鸦》和论著《中国教育改造》回赠给他们。“儿童之村”小学与山海工学团还彼此互通书信。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由于日本法西斯的镇压和财政困难，“儿童之村”小学于1936年7月被迫解散。此后，户塚廉自力坚持发行《生活学校》杂志。但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不久，《生活学校》杂志也于1938年8月被迫停刊了。两国教育革新者之间的友好交流由此而中断。
这一时期，除了牧泽伊平、户塚廉等人的介绍和宣传外，日本新闻界也对陶行知的有关情况作了报道。“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后，陶行知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共同创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教育改造配合政治救亡，成为战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社会活动家。敏锐的日本新闻界很快便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分析了中国现存的各派抗战力量，将陶行知视为抗日人民战线派的主要领袖之一。
村田孜郎在一篇题为《抗日中国的背景》的文章中，首先介绍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指出“这声明书就是中国人民战线派的领袖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沈钧儒（上海律师公会会长）、陶行知（国难教育社代表）、邹韬奋（生活日报社经理）四个人在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联名签署的。它给了中国各个方面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它是了解人民战线派的主张和政策，具有丰富参考价值的文献。”文中还介绍说：“国难教育社——以教育界的泰斗、理论方面的领袖陶行知为代表的组织，其目的在于实施国难教育方案和完成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目前，在有组织、有理论地进行抗日宣传，并发行其机关刊物《国难教育》周刊。”
另一位记者中保与作的文章《抗日人民战线派的背后》也作了类似的分析和介绍。他在介绍了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宋庆龄等人后，说另外还有很多重要人物，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国难教育社的陶行知”。“陶行知是中华教育界的泰斗。他领导的国难教育社是站在‘我们除了流血以外没有获得民族自由的方法’这种立场上，‘教育大众团结起来，解决困难，并且教知识分子去给广大民众传播关于民族危机的知识’，以‘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完整的领土和完整的主权为宗旨’的。此外，陶行知一边创办《生活教育》杂志半月刊，一边创办‘儿童工学团’，教育卖报儿童。”
由于日本新闻界对于陶行知有关情况的报道，使陶行知的名字开始为日本教育界之外更多的民众所知晓。日本新闻界成为当时教育界之外介绍和宣传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条重要渠道。
此外，日本著名教育家国分一太郎、海后宗臣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国的孩子——以其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基础》《中国旧秩序下的儿童文化性格》和《近代中国教育的特点》中，也对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作了不少评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时有两部重要的人物辞典均不约而同地在1940年将陶行知作为重要人物列入。一部是创元社的《亚洲人名事典》，另一部是由桥川时雄编纂、日本中华法令编译馆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这些论著和辞典连同上述文章与报道的发表、出版，使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为当时许多日本人（特别是教师）所共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