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一段非常长的时期里，胡适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后，他和他的朋友大量时间聚集在一起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他们组织了自我救国会，发表了一个反对抗日宣言。他们反对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主张采取措施预防可能的危险，高度赞扬“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精神。在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一项背叛国家的耻辱协议。在6月19日，胡适发表了《论对日外交方针》，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和与日本的“和平条约”：“中国人可以自己调解让东北解除武装。”让我们国家的东北解除武装等于承认满洲独立。当然遭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陶行知写了首诗“同胡适博士唱和的国策”讽刺他：
九一八，九一八！
博士慷慨送礼，
我们撤退堪察加！
九一八，九一八！
举起钢刀八十八，
刀刀杀死你！
1933年，当抗战已在长城沿线时，整个中华民族起来抗日，但是胡适仍然反对与日本战争。他说：“我自己的理智和训练不容许我支持战争。”他劝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做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没用，我们必须抹去所有的自以为是，我们必须培养开放的思想和宽容的心态，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国家准备30年的时间去勤奋工作和做小学生！”
当然，说到“训练”，胡适从年轻的时候就受到了国内外的教育和影响。他年轻的时候研究过许多中国古籍，他深受老子的“妥协哲学”的影响，坚持“以弱胜强，以柔克刚”。1908年，胡适在上海新公学学习时，他写了一首《秋柳》的诗表达了他“弱者生存”的观点。在这首诗的前面可以读到：“秋天一日，我去了市郊，看到了所有的树都在落叶，除了弱柳能够在风中自由和平静的跳舞。这不正证明了老子所说的：‘弱者生存吗’？”
胡适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他在美国读书时候被基督教的信条深深影响过。他认为耶稣面对罪恶的魔鬼的不抵抗主义与老子的“妥协哲学”是相似的。基督教信奉的面对压迫采取宽容的需求，增加了他对不抵抗主义的信念。
卢沟桥事变后，胡适开始仍对日本的和平谈判存有幻想。后来，当日本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和全国各地抗日运动的风起云涌，他的态度最终逐渐改变。1938年12月27日，胡适在美国。12月29日，听到汪精卫逃到河内，想与日本谈判，他打电话给汪：“在当前国际形势正在趋向好转，我们应该同甘共苦，不放弃我们在过去18个月中的牺牲。六年来，我是反对战争的，这是你知道的。我现在反对在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平谈判。我希望你屈尊听听我的。”从这里，我们能看到，胡适在那时是反对与日本和平谈判的和反对向日本投降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胡适被蒋介石派遣，陶行知被全国多个救国联合会派遣，去欧洲和美洲进行人民外交，进行抗日宣传。胡适在1937年9月26日早上到达旧金山，下午在大中国剧院作了一次演讲。原来计划在10月1日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演讲。那天早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知胡适他的演讲稿的语气太尖锐，要求胡适修改，但是胡适说宁可取消广播也不修改讲稿。结果，那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允许他原稿演讲。一些美国朋友听了胡适的广播后高度赞扬他的抗日精神。胡适和中国驻美国大使王正廷一道去拜访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总统解释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和中国的抗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