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才意识到他自己的“教育救国”理论是不可行的。因为他积极参与了抵制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每个大的方向上都被迫屈服于国民党，他的普及教育也不能继续推进。他告诉人们：“教育与政治分离这是在说谎。一个人不涉及政治不可能成为教育家。”从这里可以看出，陶行知的教育工作与当时的政治是紧密相连的。
1938年11月，陶行知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推进普及教育为抗战增加力量和为建设国家奠定基础。”后来，他参加建立了中国的业余学校、生活大学、育才学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抗战。在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为了抗战和建设国家。”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陶行知开始越来越不满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他积极参加反抗独裁统治和反对内战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2月10日，陶行知和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参加了由重庆各团体举行的隆重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招待会。会议被国民党的特工破坏了，许多著名人士受伤。陶行知非常生气地告诉他的学生：“你们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和生命争取的。”
在陶行知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虽然他某些具体的工作方法不能完全突破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的局限，他没有遵循杜威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断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在中国教育史上，他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书写了光辉的篇章。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虽然他不能获得更多的成就，陶行知仍然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三
胡适的观点基本上是否认帝国主义是中国人的敌人的。他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坚持不抵抗主义。在1930年4月，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应该走那条路？》写道，中国人的敌人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封建主义：“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扰乱。”这就是著名的“五鬼闹中华”理论，震动了整个中国。
陶行知那时在日本。了解到胡适的“五鬼闹中华”理论后，他写了一首诗——“贺胡适先生四十周岁”——批评他：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流落他乡客，
围炉谈适之。
各凭不烂舌，
吹毛而求疵。
彼今四十岁，
我当进寿辞。
不遑论功罪，
献此逆耳诗。
在这首诗的前言，陶行知写道：“适之在近来关于当前事件的讨论有点离题了。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应该走那条路？》说中国有五个小鬼——贫穷、疾病、文盲、腐败和扰乱。然而，放走了帝国主义的大魔鬼。”
陶行知一贯支持抗日斗争。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时，他立即动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回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走上街头高喊口号。在5月9日，南京各团体的6万人集会纪念国耻。陶行知在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阐述民族的困难和耻辱的历史，谴责中国的独裁者和日本法西斯主义。他呼吁拒绝签订巴黎和平协议，废除二十一条。5月13日，南京学术联合协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举为协会主席。在1925年，在五卅运动期间，陶行知派遣大众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去北京参加由各团体举行的后援五卅屠杀的会议，打电话给全国各地的大众学校的师生去参加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以表达愤慨。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如果日本强盗今晚来了，我们如何打败他？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不要讲太多，拿起武器，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