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晓庄，陶行知改变了杜威的口号——“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创造出自己的新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的萌芽。他说杜威的口号等于把社会移进学校，是多种多样的实验，它仅适合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国是一个穷国，必须用穷的办法发展教育。围绕生活教育，陶行知采取了系列的教育方法，诸如教学做合一，手脑并用。因此，晓庄师范学校的所有课程都是关于生活的，没有课外生活也没有生活以外的课程。
在陶行知的引导下，教师和学生在晓庄煮饭、种田、劳动、开办大众学校、夜晚站岗和警卫等，做他们自己的所有事情。教师们通过做教，学生们通过做学。陶说：“教学做合一是我们学校的座右铭。我们学校是建立在这个座右铭之上的。没有任何事情比正确理解它更重要。”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也倡导手脑并用。他认为，仅没有目标的移动不是做，胡思乱想也不是做。只有思想和手一起实践，让想法要求身体的力量，想法与做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做。他甚至想：“如果每个人手脑并用，世界上就没有阶级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大自然能被征服，和谐的社会能被创造。”
教育不同于生活，也不等于生活。陶行知在晓庄用狭窄的生活经验代替科学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因此完全忽略了教育的任务。他几乎消灭了教育，他不能够突破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界限。当然，从反对不切实际的教育和“关门”办学的传统教育来说，他的理论和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当我们国家处于内困恶化和外敌入侵的时候，教导年轻人走进和奋斗在实际社会中，从事革命，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对于陶行知自己而言，由于他能够从事一些现实和劳苦大众相联系的工作，他的思想逐渐得到了改变，使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生了变化。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建立了一个业余学校叫作“山海工学团”，招收农民和女工。这里不仅教他们读和写，而且也从事生产工作。他也创造了“小先生制”，让学生成为“小老师”，放学回家去教他们的父母、姐妹和邻居，被教的人再去教其他人。这种方式的教育传播得越来越广。“小先生制”不久就受到了农民特别是乡村妇女的欢迎。它快速传播到了全国的25个省市。1933年，陶行知组织了中国普及教育促进会，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夜校和识字班。其他人也积极响应，在中国引起了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运动。
1935年1月，就在陶行知积极在全国推进普及教育的时候，胡适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哲学博士学位。他在为华侨学校的一次演讲中说：
香港是东亚推行强制的普及教育成功的地方，因为香港是一个富裕的地方和有好的公共服务。它与外国人关系密切，可以很好地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开展新交超过30年了，然而，没有一个地方开展强制的普及教育取得成功的。
读了上面的这条消息，陶行知立即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胡适，说：
按照胡适先生的建议，为了实施普及教育，一个地方必须有钱，有好的公共服务，与外国人有密切关系；在整个东亚，只有香港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只有香港能实施普及教育。好！让我们把全中国都变成香港，然后再心满意足的实施普及教育！
当然，无论是晓庄师范学校的“生活教育”，还是山海工学团的“小先生制”，陶行知提倡普及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正如他自己说的：“过去的几十年，虽然有时候我提倡大众教育，有时候提倡乡村教育，有时候提倡普及教育和人民教育，我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中国人获得知识，拯救他们自己和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