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胡适与陶行知“教育救国”的方式是不同的。胡适大力支持“通过学习和科学救国”。他始终鼓动年轻人忽略政治，集中力量做有用于人民的事。早在1915年1月，他还在美国读书时，当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签订摧毁中国的二十一条时，在美国的所有中国学生都义愤填膺。在那时，胡适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这些学生，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学习和研究。我们不能让报纸上的争论阻挡了我们神圣的使命。”他还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做好自己的责任。他的这封信受到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的一致谴责。
胡适返回中国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加剧。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一股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涌现。胡适不赞同让学生参加斗争，他写了“爱国与求学”，“在国家混乱和外部刺激下，学生应该仅应该增加追求研究的热情和兴趣，不应该被喧闹的人群引诱。你的工作是使你有洞察力和才能。”当他在武昌大学做演讲时，他鼓励学生“关起门来学习而不是好管闲事”。
在1926年，当3月18日北京出现屠杀的时候，在上海大同学院和北京大学，胡适仍然鼓励“学习救国”。在北京大学演讲，他说：“通过摇旗呐喊救国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投身学术研究的人，运用他们自己的清苦。”他还说：“无论我们想做什么，我们都不能没有学习……没有科学，战争和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严重了。但是胡适仍然坚持：“只有追求我们的学习才能救国”，“只有科学能救国”。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愤怒的抗日和救亡的吼声回响在整个国家。胡适发表了“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和“再论学生运动”，要求学生意识到他们的基本责任，在任何时候，继续努力发展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真正为国家服务奉献自己所学的知识和能力。
在解放战争期间，胡适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当反蒋反美学生运动达到**时，他仍然个人起草了一个通知，告诫学生不要为了政治目的牺牲了自己的学习。他反复要求学生多买些书，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几十年来，胡适总是让学生远离政治，走一条科学救国之路。
无疑，学生的使命是勤奋学习。但是如果一个年轻人忽略了政治和斗争仅为他个人，即使后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又能期望他为国家服务吗？
陶行知的一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他从美国完成学业回国后，真正想把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带到中国，为了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在20世纪20年代早些时候，他参加了改造中国教育的组织和提高中国人教育的平民教育组织，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建立了学习场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众教育成为风靡一时的事物。根据统计，在那时候，50万中国人为平民阅读《平民千字课》。那时，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平民百姓连饭也吃不饱，他们怎么能够愿意识字呢？大众教育运动最终没有持续下去。陶行知告诉他的朋友们：“我回国后，尽力实践杜威的教育理论。现在我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必须另寻出路。”
在倡导大众教育一些年后，陶行知发现，大多数农民生活得非常苦，农村地区是中国改革的基础。因此，他决定去农村发展乡村教育以创造环境让农民能够识字。在1927年，他提倡“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学校，培养大多数农民”。他想“筹建一百万元钱，召集一百万同志，建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乡村。”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裕生活，拿出自己节省下来的1000元钱，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南京市和平门外的晓庄建立了南京市实验乡村师范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