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科学方法”仅是在形式逻辑方面的一个思考模型，而且也是在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思考步骤。胡适把它介绍来中国是作为一种在学问方面的鼓励手段；在“五四”运动期间，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它在批评封建主义的教条思想和鼓励人们追求独立精神、反对封建主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胡适主张改造和怀疑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封建主义。他自己用这种方法探讨具体的问题，诸如考证，获得了良好的成果，一些成就超过了许多过去和当代的封建主义学者。
然而，这种方法只是认识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简单的一种：采取的验证办法仅是寻求验证过程，并不构成完整的认知过程。对于从事学问研究来说，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研究复杂事物是不够的。
作为历史学家，胡适用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哲学研究历史，他是多元文化和偶然历史概念的提倡者。这种历史概念否认客观现实和结果，否认历史上必然性和关键性因素。这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
由于受历史唯心主义和他的“十字方法论”的影响，胡适在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受到了大大的限制，特别是在他研究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领域。例如，在他的禅宗史研究方面，他纠正了佛教历史材料中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确实做出了一些贡献，例如他对南部教派战胜北部教派胜利的分析是有意义的。但是他这种胜利归结于神慧和尚个人，他说是由于神慧愿意牺牲他个人的生活和他特别的才能。他没有看到佛教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几百年后，它进入了中国，而且没有看到这个历史事件出现的关键性原因。这明显是因为它被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观的阻碍。胡适甚至宣传这样的理论：“一句话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沉浮。”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胡适花费近20年的时间研究《水经注》，他仔细考证了60多个不同版本的研究。他对中国的目录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推翻了戴震抄袭赵一清理论的观点，因此结束了一场一百多年前关于《水经注》复杂的学术之争。虽然胡适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有价值的事情，然而，他很少获得新成果。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的历史观和学术方法论的影响。
二
在政治上，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杜威来到中国。当杜威于1919年5月1日到达上海时，胡适和陶行知在码头欢迎他。他们也陪同杜威去北京、天津和上海参观和演讲，并作为他的翻译和尽学生的职责。
杜威在中国停留了两年，在这期间，他到处宣传实验主义，具有很大影响。在他的一次关于“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演讲中，他说，以前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意味着推翻现有的社会系统；另一个意味着全力保护现有的社会系统。但是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既不完全推翻也不全力保护现有的社会系统，相反，它主张“一点点的改革”和逐渐获得“大的意识转变”。他宣称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观和政治哲学观的目的是“避免革命危险”。因此“避免革命”是杜威的改良主义的本质。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很大，十月革命（1917）也在传播。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构成了一股逆流，产生了负面影响。
胡适深受杜威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返回中国后，宣称他20年不讲政治。但是仅2年，1919年，他说他决定尽力去讨论政治，因为他不能忍受听到有人喊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第一次公开宣称他的改良主义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比较了问题和主义，鼓励每个人放弃主义，仅讨论他们面前的实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