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行知于1913 年加入基督教一事，还可以从其他的材料中获得佐证。陶行知1946 年逝世后，他求学金陵时的老师司徒雷登追忆道：“我掌教金陵大学的时候，陶行知……思想超脱，笔致清新，一见便使人相信是前途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在校时，他专攻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对于基督教的真谛探讨不遗余力。”[7]正是由于他“在学生时代坚信基督教”，后来他从事教育，坚信博爱，主张小先生制等，“均为基督教精神之最大发挥”。[8]陶本人在1913年4月为《金陵光》第4卷第3期撰文《导引新生之倡议》即言，“吾青年会对于新来同学素存爱敬，故每学期开学后必集茶会，以笃新旧交谊”。所谓“吾”之“青年会”，即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在各教会大学内设立的“学校青年会”。这里指金陵大学的青年会。
关于陶行知加入基督教并“效其区区之力”的历史事实，还可从与他关系甚密的缪秋笙那儿取证。据缪氏留世的有关文字可知，陶行知加入基督教后还为“中国主日学合会”尽力过有关事工。中国主日学合会创立于1910 年，其早期的主要事工，包括文字、教育、布道和推广四个部分。其中文字工作专事编印主日学教材、训练教师课本及月刊等印刷物，“曾译（ 印） 了英美教会通用的六种主日学教师课本，当时陶行知先生亦曾被请为翻译员之一”。[9]除此而外，中国主日学合会在教育事工方面还于每年夏季在各地举行教师训练会，为期6 周，成绩良好者则给以证书，借以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后来在南京高师时，陶行知为了推进中国新教育运动，积极发起并组织开办暑期进修学校，显然是受到了主日会这种作法的启发和影响。
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20 世纪初年基督教青年会的要人们在中国的一些活动。通过对这些活动的了解，人们对陶行知加入教会组织的具体时间以及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皈依基督，将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了解。
进入20 世纪，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加快了发展步伐，为了进一步“指导” 和“促进” 这种事业，早在1896 年就到中国活动过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穆德，又于1905 年至1906 年以“布道家”的名义，前往中国不少城市召开“布道大会”，并用发彩票的形式招徕中国青年听其宣讲。辛亥革命前后，来华举行大规模“布道大会”的“布道家”更多。就在陶行知说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的1913 年，穆德再次来到中国。在主持召开了“中华续行委员会”之后，又会同另一个从美国来的“布道家”艾迪，前往武汉、沈阳、南京等14个城市举行了多次“布道大会”，累计听讲青年竟达13 万多人。次年艾迪再来中国，又在12 个城市“布道”，累计听讲青年亦达12 万多人。青年会如此频繁地组织这些规模巨大的“布道大会”，主要目的自然在于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吸收中国青年入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