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峰。尽管由于“左”的路线，50年前对他的错误批判，使他从社会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浮云毕竟不挡青山。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陶行知又一次焕发出他独特的魅力。他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十分丰富也十分沉重。他当年的思考和批判、建设和实践不但完全没有过时，与今天的现实没有任何“隔”的感觉，而且经常令人有针砭时弊、入木三分的新鲜和痛快淋漓，从而使人感慨他的睿智和深刻，这正是所谓的大家之眼、大师之相。
陶行知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普及教育，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他的思考和时下的风气并不相同，他认为在中国要真正普及教育，一是要省钱，二是要省时间，三是要通俗。在经费、师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普及教育的计划必须“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反对用浪费的方法去普及“少爷教育”“小姐教育”“书呆子教育”。而且他意识到，仅仅靠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在学校之外，创造出更为简便实用的教育组织。为此，他发起了“科学下嫁运动”，创造了“空中学校”“工学团”“小先生制”等许多行之有效的新的教育方式。
在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实践中，陶行知成功地将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生活教育”的理论，并且系统地付诸教育实践。他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用英语表达，即“educationoflife”（生活的教育）、“edueationbylife”（依据生活而教育）、“educationforlife”（为生活的教育）。他认为这是符合本国国情，适应生活需要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
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脱胎自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的理论；他自称将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命题。与杜威相比，陶行知更强调学校以外的力量对于教育的作用，强调社会作为一个大学校的教育功能。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现实中，多数穷苦大众不可能到学校去接受教育；劳动者只能在社会生活中接受教育，向一切有专长的人接受教育。他相信，新的教育应当与民众亲近，应当与自然万物亲近；经验和实践是与书本同样重要、也许更为重要的学习。而教学也应当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就是“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培养儿童能言能行、自学治学、善于处人治事的能力。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会生存”之类是完全相通的。
陶行知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是在中国最早、最鲜明地提倡创造教育的学者。早在1943年，即发表了著名的《创造宣言》，提倡“创造的儿童教育”，具体而言，就是对儿童的“六大解放”，这不仍然是我们今天所应当追求的吗？
陶行知从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家”和狭义的“教育家”，而是一个无私无畏的真人，一个具有强烈的主体人格精神的主人，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哲人。作为一个真正的教师—人师，他首先是一个赤诚的理想主义者、身体力行的道德主义者。他放弃知识阶层的优越生活，脱下长袍，活跃在农村、工厂，热忱地帮助和教育民众，“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视改造社会为己任，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大无畏地向黑暗势力斗争。他在风雨如晦的19世纪30年代大力推行“民主教育”，认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把林肯总统的话引申到教育方面来说：民主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之教育。说得通俗些：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他洞见了社会民主与创造力的关系并认为：“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且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的最高峰。”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陶行知终身践行的教育宗旨，也是他的自我写照，从而为我们后代的教师和学人树立了一座永远值得顶礼膜拜的丰碑、一座高峰。
[1] 原载《教师之友》，200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