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陶行知在教、学、做三者中认为学是一个中间环节，是联系教与做的纽带。不过在以学为主的学习论中，陶行知也倡导“教学合一”，以教助学。因为毕竟有教师教的学习要比完全自学效果好些，省点力气。他说：“‘教学合一’是以生活为中心——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围绕实际操作运用目标，学习应成为核心，教育应当完全服从与服务于学习。“教学合一”的落脚点在于学习，在于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137]教的目的是为了让学习者学得更好，教应当助学习者一臂之力，促进学习者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取得高效的学习效率。所以，陶行知将能否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作为评价教师的标准。“我们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同时他强调学也离不了教，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培养有赖于教师的指导，“所经要想学生自得自动，必先有教学生的先生”。[138]此外，陶行知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就教与学各自本身也作了哲学思考。他认为教师的教，首先需要他去学然后才能教，因此教就是学；同时学习者的学，不仅是在教指导下的学，而且现在的学是为了将来的教，因为“即知即传”是每个学习者的天职。
（三）学做合一
陶行知从“教学做合一”的角度还提升出“学做合一”的学习方法论。他说：“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习……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学也不成学。”[139]突出了“学做合一”的重要性。他从引导青年人成为具有改造社会能力的实用型人才的目标出发，倡导青年学生要善于动手，在实际操作中学习知识。“怎样做就怎样学”，“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140]学做合一的方法要求学习者以实践的目的去学，在实践过程中去学，从而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陶行知首先就学习主体而言，从学与做所依赖的生理器官去论述“学做合一”的科学依据。1932年他在中华儿童教育社三周年纪念会上作诗：“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老。”[141] “做”主要借助手来进行，“学”则传统认为靠脑。因为手与脑在人体中是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两种器官，因此靠手的“做”与靠脑的“学”就理应相互联系，密切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人体不同器官协同运作的整体效应。其次，陶行知就学习客体而言，也强调了学与做结合的合理性。他说：
书本是个重要的工具，但书本以外的工具还多着呢。……读书便成为学，而那用锄头、斧头的便算为做了……他们忘记了书本也是“做”事所用的工具，与锄头、斧头是一类的东西。做一件事要想做得好，须用锄头便用锄头，须用斧头便用斧头，须用书本便用书本，须合用数样、数十样工具，便合用数样、数十样工具。我们不排斥书本，但决不许书本做狄克推多（独裁官），更不许它与“做”脱离关系。[142]
陶行知认为书本不仅仅供“学”来用，“做”也要利用工具。可见，从学习主体、客体两方面的内在机制与本体职能来看，“学做合一”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四）自动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