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教育之爱者，作为对教育之爱思者，我以为，其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不断地去思，拒绝不加分辨地接受一切现成的结论，同时也拒绝把自己扮演成真理自居者的身份来发布教育的结论和标准答案，而是在对教育最基本问题的回答中敞开自我，不断地质疑、追问，再质疑，再追问：究竟什么是教育所期待的人？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我把每次思的过程都看成是心灵的探险，每次言说都是一次心灵深处的叩问。尼采说我们的心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心灵是世界看自己所用的眼。每颗心都是这个世界的镜子。我就是在用我的心在映照着我所周遭的世界。当我选择以思与说作为我一生的志业，我就是在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对于世界，我和我的言说，也许终将只是微不足道，但对于我，这是我意义人生的基本方式。我深深地知道，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但正是一个、一个的个人的努力的叠加，敞开着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智识之路。也许，我们确实无力推动时代与历史的车轮，但我们依然可以与思同行。
那支撑着我在思中前行的是来自父母亲人的爱以及为这种爱而渗透的我对人世的深深依恋和对教育世界的关注，还有，那四壁书橱中来自先哲的召唤。我从小就感受到的来自父母特别是母亲的爱，那种无私的爱深深地浸润了我年少的生命，并且一直不断。那种来自我的极平凡的父母的爱是我人生精神之旅中永恒依恋的家园。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了很多的民间故事，甚至还幸运地在乡下集体劳动之中或者休息的时候，能听到三国、水浒和安徒生童话的故事，这些故事给了我年少生命最初的滋润。小学毕业开始读《三国演义》，初中开始迷恋文学，师范三年读了大量的小说名著，还背诵了许多古典诗词。后来乡村教书，在有限的环境中，《诗刊》《读者文摘》成了经常的读物。读到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影响颇深。1990年进入大学，开始了更为便利、广泛的阅读。名人传记、文学、历史、哲学都有涉猎。大学三年级开始读《四书》《老子》《周易》。大学毕业开始接触现代西方哲学，从雅斯贝尔斯开始，而后海德格尔、胡塞尔等。
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外语系一位叫陈亮的朋友考上了研究生，在清理书籍时，有多本旧杂志，他看我喜欢读书，就全部转送给我，大概有将近20本《读书》，还有《文史知识》。正是他给我的《读书》杂志打开了我新的阅读视野，与《读书》结缘，从此难舍难分。后来，国内学界那些响当当的名字一个个开始进入我的视线，我十分迷恋的主要有刘小枫、叶秀山、钱理群等，刘小枫和钱理群的书我几乎每本必买。正是沿着《读书》的视界，我开始慢慢走近古今中外浩瀚的哲人智慧之中。2000年我进入伦理学博士阶段学习，开始较有系统地研读，花费时间较多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教化思想。随着读书视野的扩大，我真的越来越多地感觉到自己的无知。我深深知道，人类千百年来的积累下来的思想宝库，那里蕴藏着人类理性精神的光芒，那是我们现代人的智慧的源泉。依我之敏感心性，我只有以卑微之身去接近那些耀眼的智慧之星斗，从中饮得点滴智慧的灵泉。
爱的涌动和先哲的召唤，促我前行。虽然我并不知道路途的终点将在何方，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都将执着地前行。且问耕耘，莫问收获。正如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第3卷末中，高脱弗烈特舅舅对正抱怨自己“把自己的生命蹉跎了，许的愿都没做到”的克利斯朵夫所说：
“孩子，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呢。人是不能要怎么就怎么的。志愿和生活根本是两件事。别难过了。最要紧的是不要灰心，继续抱住志愿，继续活下去。其余的就不由我们做主了。”
……
“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情。……竭尽所能。”
我并不奢望能以自己卑微的言说来做一翻拯救人世或者教育的大业，但我力求用我真诚的思考与言说，用我对教育、对我周遭的世界的爱，照亮我自己的人生。我常常叹服于哲人海德格尔之言：
思亘古如斯又倏忽闪现
谁的惊愕能深究它？
是的，一切如烟，唯思的道路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