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动情地跟我们说起天使支教的支教理念，边远乡村真正缺的是教师，是人，不是钱，不是物。当初正是他去板烈拜访卢安克，说起一路看到的修建得漂亮的希望小学，卢安克提醒他，“其实很多学校都空了，因为没有老师给学生上课。”“现在村小老师往乡里学校跑，乡里老师往县城跑，县城老师往大城市跑。留在村小的几乎都是当地的一些年纪较大的民办代课教师。”他才真切地意识到，留守儿童需要的是人，而非物。教育的中心是人的陪伴，而非漂亮的房舍，尽管安全舒适的教学楼也是必要的，但却不是根本的。
世上何来留守儿童？儿童原本是相对于成人而言的生命存在，因为父母外出，缺席于儿童的成长过程，成人不再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生动他者，留守儿童的儿童性就被大大弱化。正因为如此，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接纳、包容、理解，贴近他们的生活，陪伴他们的成长，让他们找回自我生命中的儿童性，孕育他们身上的属人性。虽为留守儿童，但他们都是活在世界之中的人，活在乡村世界中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以属人的方式生活、成长。他们不是施予的对象，他们需要的不是我们的施舍、垂范、怜悯，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陪伴，是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准确地说，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和他们共有一个世界，不分彼此。
孩子们原本生活在属于他们的乡村世界之中，比之于外在的世界，他们确实匮乏，但他们依然能在他们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生命的欢乐。一旦我们的支教纯然只是以某种优越性揭开了他们世界的不足，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世界的匮乏，反过来，当他们带着这种匮乏感而生活的时候，他们就难免对周遭事物的态度发生转变，原本能带给他们欢乐的事物也难免变得晦暗。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他们一方面找不到更好的出路，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既有的生活世界之中找不到原有的快乐。正因为如此，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有人能跟他们一道，陪他们一起进入那个世界，感受那个世界的欢乐与疼痛，一起去在生养他们的土壤中寻找、创造生命的意义，也让他们在人与人的彼此温暖之中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属人性。
我问及蒙志合来中国的理由，他的回答同样简洁而耐人寻味，他喜欢乡村孩子，只有跟乡村孩子在一起，他才觉得舒适，而德国已经没有乡村。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世界过于繁杂、纷扰，容不下他如此纯粹的心灵。只有乡村孩子的纯净，才能让他找到家园感。他之所以能不远万里，到中国偏远的乡村，几无实际回报地跟孩子们摸爬滚打在一起，那就是他安顿自我生命的方式。这个表达或许依然不够准确，过于僵硬，严格地说，他从不执着于我们常言的自我，他既不是带着一个先见的自我进入孩子的世界之中，寻求与孩子世界的一致；也不是有意识地通过跟孩子们的交往来找寻自我，建构一个自我，他就是如此安然淡定、快乐自如地活在孩子们的世界之中，就像盐，撒在乡村孩子的世界中，或者融化在乡村孩子的世界中。
李磊告诉我们，志合害怕被人宣传，被人崇拜，尤其害怕别人对他的期待。他不喜欢提升自己影响力的事情，觉得影响力越大，就会让自己活得越不自由。为此，他来长沙前，专门发来强调自己工作范围的短信和邮件，“能帮你们做的有：研究留守儿童与志愿者的关系；交流帮你们去观察某事情；共同完成某些做法……不能做的有：以扩大影响力为目的的事情；公开出面……”他诚恳地写道：“我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一个又需要我，又能让我完成自己使命的组织。但一定要注意：我不能参加以扩大影响力为目的的事情，你们也不能用我的名字去做有社会影响的事情。”这就是志合，他活得如此纯粹。他并无意于创造典范，但他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如何走向乡村孩子抑或是如何走向一切他人的最好的阐释。
我突然明白，在志合那里，关爱留守儿童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一个人性问题，是关乎自我的个体性生命的问题；不是带着城里人的悠然，给作为遥远而陌生的他者的乡村少年送去温暖，而是不远万里，找寻自我生命的出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了无痕迹地融入乡村孩子的世界，聆听并成为其中的喜怒哀乐的一部分。他不想着改变乡村孩子，恰恰改变静静地发生；他不想着担负何种责任，责任自会真实地生长。
从卢安克到蒙志合，变的只是一个外在的符号，不变的是生命的陪伴。一个来自德国的异域青年，凭着他天性的真纯与良善，几无挂碍的走向广西板烈小学的孩子，走向湘西山区的少年，他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走向原本生于斯长于斯的吾乡吾土的孩子，融入其中，鱼水难分。我们与乡村孩子的距离，说远就远，说近就近，非关国籍、肤色，只关乎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