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个人一己情怀的利欲世界中摸爬滚打，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当教育越来越多地成为纯然实现个人世俗生活成功的终南捷径，教育的生命情怀便丧失殆尽。灾难让我们从个人自我满足的圈隅之中惊醒，我们开始瞩目生命的可贵，不只是个人的，还有他人的；不只是亲人的，还有陌生的同胞，他们的生命与我们都是一体的。这一刻，我们真实地明白，生命高于一切。这一刻，我们开始懂得，人活着，其实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个人之上的生命共同体。敞开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无条件地尊重生命，这是人类文明的准则；敞开个体向生命共同体的敞开，向他者而生，这是生命的境界。现代教育的生命情怀，由此而不证自明。
（二）以爱来对抗人间苦难
我们常说“苦难是人生的导师”，但我们未必能明白其中的义理，“5·12”汶川地震来临的这一刻，无疑让我们体会得淋漓尽致。苦难的意义正在于生与死的严峻性突入日常生活，从而构成对日常生活习惯的近乎残忍的颠覆，由此带来个体对自我人生样态的根本性反思与重塑。我们通常强调通过挫折教育来磨炼人的意志、砥砺人的心志，但磨炼意志、砥砺心志，只是治标之举，并未触及人的深层次的灵魂和生命样态。一个人何以有坚强的意志，何以能百折不挠地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一定有其根源性的力量。这种根源性的力量，直接面对着人为什么而活、为谁而活这些构成个体人生最根本的、起始性的存在问题。作为生命存在源动力的，甚至作为生命本体依据的爱，是从自我生命出发的对他者生命的抵达与成全，对一切生命世界的同情与向往。唯有在爱中，我们才得以超越小我的、物化的存在，进入彼此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之中，我们在心灵性、精神性存在的层面达致生命的共生与共存，向他者而生成为可能。
地震所造成的死难和家破人亡，是人世间最大的挫折。在这样的挫折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生命能在废墟中无水无食物地坚持100多个小时？因为爱。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平凡人的感人事迹？为什么那些母亲要舍命保护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多教师要用生命去呵护自己的学生？同样也是因为爱。凭着爱，数十万的军人、警察、医生、工人，用鲜血和汗水筑起抵抗灾难的长城；因为爱，无数人发自肺腑地伸出援助的双手，献血、捐钱，甚至连乞丐都把自己好不容易讨来的零钱都捐献出来。在这里，灾难极大地激活了我们生命中潜藏的爱意。当灾难把生命原有的一切俗世的支撑化为虚无，爱便成为支撑我们彼此生命虚空的最坚实的力量。
我一直在思考，教育何以可能的根本性基础是什么？想来想去，只能是一个字：“爱”。爱是从个体生命自我出发，抵达他人；爱意味着对他者生命无条件地承认。但在以利益诉求为基础的凡常人生之中，这种爱被功用与交往的法则替代，物质的联系遮蔽了彼此之间生命与心灵的联系。在这种遮蔽中，我们麻木的心看不到自己和他人本然的生命和心性，听闻不到自己和他人最真实的心跳，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爱这一生命之间最根本性的精神联系，而被异化为一种功用化的、物化的联系。平庸的教育生活同样是凡常的日常生活的延伸，每个人被训以适应当下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与规则，生存竞争的压力过早地进入教育情景之中，教育不再以激励人与人之间内在的生命联系为根本目的，爱弱化为彼此之间利益的交换，或者是彼此之间不平等的、居高临下的关心，我们现实的教育并没有敞开爱的精神，并由此而引导个体活在爱中。
当地震以残忍的方式使亲历者和见证者，使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个体，从彼此之间功用化的联系中解放出来，因为爱心的敞开，我们突然发现，遥远的、在功用化世界中无关的他者，此时此刻，正以生动的姿态进入我们的生命世界之中，那些死难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生与死不再是“他们的世界”的事情，而是“我们的世界”的事情，是跟我们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命故事，他们的疼痛迅速转化成为我们自己的疼痛。正如一首写给汶川死难的小孩的诗所写：“亲爱的小孩/汶川的小孩/睡吧/请永远睡在/我撕裂的心口上”（何立伟：《我在写诗》，《潇湘晨报》，2008年5月20日）。此时，灾难就像一把利剑，迅速地斩断我们生命之中的俗世缠绕，呈现出我们的自然人性，以及被悠远文化所浸润的心灵深处的爱意，我们的生命空间因此而充满着亮色和暖意，爱也因此而成为当下我们感同身受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生命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