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龙
一次对比教学实验
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观点，它的酝酿过程起始于一次对比教学的实验。从教育科研的常规看，这次实验并不合乎规范，实验的结果也没有精确的量化分析，但从实验引出的几点思考却是值得重视的。在语文这种涉及人的文化、精神、情感领域的学科的研究中，我更倾向于用思辨的方法。我的实验很简单：在条件相等的两个班级中分别用不同的方法教同一篇课文——《一件小事》，以观察其不同结果。
A班（实验班）：采用由学生自读、思考、讨论，老师只做重点指导的教法。先布置自读，要求学生按课文后“思考和练习”所提示的几个方面理解课文，并提出疑难问题。然后由老师把问题综合起来，集中到同学提出的一个问题上：“文章里的‘我’是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剥削者？”这个问题既是理解课文的难点所在，也是一个可以带动整篇文章阅读的关键问题。学生立即在讨论中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有的认为“是”，有的认为“不是”，争论不决。教师不忙于下结论，而是布置学生进一步细读课文，尽可能从文章里找出可以支持自己观点的根据，然后以“谈谈《一件小事》中的‘我’”为题写一篇发言稿，准备在课堂上针对不同意见进行辩论。经过一场热烈的争辩，“不是派”终于从课文中找出了充分的根据，证明了“我”是一个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又能时时“熬了苦痛”解剖自己并向劳动人民学习的进步知识分子。最后我布置学生根据讨论中对“我”的认识，修改自己的发言，我只是在学生争论不决的关键时刻，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供学生思考。如对“我”“抓出一大把铜圆”的评价，有的学生说这是有钱人对穷人的一种“施舍”行为，有的同学则认为这是“我”被车夫精神感动的结果，每发表一个意见都要以课文为依据。最后，学生从进一步阅读课文得到结论：从上文看，“我因为生计关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说明“我”并非有钱人，况且“我”“抓出”的也不过是“一大把铜圆”而已；而“抓”的时候，“我”是“没有思索”的，说明这是“我”受了车夫的感动以后情不自禁地做出的一种反应。从下文看，“我”又为这“一大把铜圆”而深深自责：“这一大把铜圆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这又说明了“我”自觉没有权利“裁判”一个在精神上比自己高大的人，因而深感不安，这就充分表现了“我”严于解剖自己的思想品质。整个教学过程共用了四个课时，没有做课后的练习，但完成了一篇作文。
B班（对照班）：完全由教师讲授。我从文章的时代背景讲起，详细分析了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特点，讲解内容力求深透，语言力求生动，让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所有的新词解释、文章层次的划分、各层次的大意以及文章的中心思想等，全由老师讲解，学生在听讲的过程中也可以做必要的记录。讲完以后布置学生完成课后的习题，在做习题前老师还做了详细的指导，因此答案的正确率很高。整个教学过程（包括课内作业）也用了四个课时。
实验的结果：经过一个学期“搁置”和“冷却处理”以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两班学生同时进行测验，测验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件小事》后面的练习题（我还补充了少量题目）。测验的结果是发人深省的：没有做过这些练习题的实验班学生的成绩竟然超出了做过这些练习题的对照班学生，实验班的优秀答卷占全班学生数的70%，而对照班仅占38%。尤其在对课文内容记忆的准确程度以及对有些问题理解的深度上，实验班超过了对照班很多。
这次对比实验引出了哪些思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