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在操作上的总体思路，即四个字“举一反三”。每学期以二三十篇文章为“例子”，进行非常“科学”细致地“拆解”、深入地“鉴赏”、精心地“把玩”、反复地“历练”，以此达到让学生“循例”学会听说读写、“循例”自能“繁衍”大量言语的目的。前面师生对二三十篇“例子”文章的拆解、把玩、历练，即“举一”，后面学生“循例”“繁衍”大量言语即“反三”。
“举一”的“一”，还体现出语言学习的局促性：一本教材、一个教师、一个教室、一个班的四五十个学生。每学期只凭一本教材、在一个教室中、在一个语言导师指导下、一班的四五十个学生一起学语言。一本教材就“典范”地代表了所有语言，一个群体四五十个学生就代表了整个生活，一个教师就是语言的唯一导师。
“举一”，讲究求甚解、深解，不厌其深透、不厌其细微，一篇文章讲它三四课时不在话下。“举一”的目的在于“反三”，让学生通过此“例子”，看语言怎么用。“举一”是数量少，“反三”是数量多。每学期时间教学成绩最多30篇文章，1年也就60篇，中学6年最多也就360篇。试图通过360个例子的学习，让学生“繁衍”远远超出360篇的言语。因此，“举一反三”的妙谛就在于“以少胜多”。
这种“举一反三”的思路，实际就是一种完全科学化、理科化的路子，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的路子。学数、理、化等理科课程，讲深讲透一个例题，后面就附着相当数量的习题；学生学会一个例题，就会做数量相当多类似的习题。这种总体思路，有成效，但不大，几十年中国语文教育一直在少、慢、差、费中徘徊，与此大有关联。
大量的研究、实践表明，语言的学习规律，恰恰是“举三反一”。“举多”而“胜少”，“举十”才“反三”。语言的学习，是在“巨大数量”言语“例子”的反复撞击、反复刺激下，才点点滴滴“说出”，成年累月数量无限加大后，才“奔涌而出”。进一步说，语言学习，不是仅凭一本教材，在一个封闭的教室中，在一个语言教师的“苦心**”下，反复把玩几十篇文章，所能根本奏效的。因此，数量的巨大，例子的极大丰富，交往范围的扩展，生活接触的广泛，才是形成言语能力的最根本的通衢！婴儿学口语的事实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孩子呱呱坠地时，一言不会，1周岁左右说出最简单的“妈、爸、水”等，2周岁左右就能自如运用语言，说出奇妙的句子。为何口语学得这么快、效率如此高？他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更不讲究什么“深细透”的理法，他是在一个小社会中，在与众人的交往中，接触了“天文级数量”的言语“例子”！以平均每天听100句话计算，每句10字，每天就是1000字，一年即365000字，两年即730000字！就是说，孩子学会口语，等于两年“读”（用耳）了五六部长篇小说！学书面语，中学6年教材才多少字！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语言学习的规律绝非是“举一反三”，而是“举三反一”。新语文，总体思路是，增大阅读量，打破封闭的教室，复归生活，引入大社会（与生活交往、阅读名著、接触网络等所有媒体），由阅读一本小书到阅读众多大书，纵身跃入语言（“交往”）的汪洋大海！新语文不再迷信一本教材、不再神话一个教师！
“举一反三”还导致了另两大弊端：
1.重分析，轻感悟。由于过分强调“一”具有的典范性、规律性、指导性，强调语言学习在根本上可以“以点带面”“以一当十”，所以就不惜气力把这“一”讲得“深细透”。用什么讲“深细透”呢？就是用西方化的语法学、修辞学、写作学、阅读学、文章学等等做“解剖工具”，这是语文教师的“看家本领”。于是，20世纪40年代后，语文教坛出现一大盛景，西方化的语法学、修辞学、写作学、阅读学、文章学、新三论、旧三论等，被成批趸入，不少被充塞到课本中。而且整个西方化的、所谓“科学”的教材“编写体例”“讲授方式”大量趸入。
2.重理解，轻积累。尤其新中国成立后，以“理”来解语言、来学语言的方法，代替了以“积累”“背诵”为主，基本不讲“理”或少讲“理”的方法。由重例子、轻数量，到重分析、轻感悟，再到重理法、轻积累。可看出，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的探索者们，总想圆一个美好的梦，即走出一条所谓“科学化”“理科化”“高效率”的捷径，但却最终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歧途！这是一场幻梦！烦琐哲学、玄虚之学、形而上学的纯技术化的习题、板滞的操作课型与步法等等，在语文教坛泛滥成灾！从小学到中学用2700课时学自己的母语仍过不了关——此“咄咄怪事”的根源就在这里！新语文，在不丢弃适当的分析、例子、理法的前提下，非重视吟悟、数量、积累不可！在不丢弃局部的“举一反三”的前提下，非重视总体的“举三反一”不可！
新语文的大纛，树立在新旧世纪交汇点上，旗上写着大字——新语言，广交往，立个性之人、主体之人、真实之人，立人之精神！
让我们平抚浮心，剔除燥气，从纷纭、喧哗与浮躁中抬起头来，静静地向远方望去，新世纪的微光，不正从地平线上铺洒过来吗？
作者简介：
韩军，1962年生于山东省德州市。1981年毕业于德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苏州大学教育哲学博士。1993年在全国语文教育界首次提出“人文精神”理念；1993年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并获得“人民教师奖章”；1994年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1995年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一等奖；1997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发表教育教学文章数十篇，出版《韩军与新语文教育》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