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基于对语文教学本质的认识。语文教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抑或是二者的统一，学术界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语文教学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艺术的成分，这一点是中外学术界所公认的。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同时亦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艺术的根本在于将庸常生活浓缩化和夸张化，以不断创造新兴之美，宣泄内心的欲望与情绪。依据艺术的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合理的推理：与艺术作品是作者的抒情手段一样，语文教学也应该能够成为语文教师“抒情言志”的工具。这一点语文教育学术界以前是基本不谈及，或者根本不敢谈及。
其次，文学批评的三个向度也成为我们提出“文人语文”观的依据之一。有学者指出，从古到今，文学批评可以说走过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三个向度。第一个是古典主义阶段，是向着作者回归，着重研究和评论作者写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些，目的是什么，作者和他表现的生活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能写出这些生活内容，他写出这些生活内容要实现什么作用。第二个是现实主义阶段，是向着作品发掘，发掘文本的客观意义。批评的重点不在于作者主观上要写什么，而在于作品客观上写出了什么，又呈现出怎样的客观意义和价值。第三个是现代主义阶段，是批评者主体意识的觉醒，这也是现阶段的文学观念。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虽然也描述，也分析，也褒贬研究对象，为研究对象“树碑立传”，但写出的终究是批评者自己，是批评者的见识、思想、情感和文采。
我国语文教学的发展历史大体也是如此，具体说，现阶段语文教学客观上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通过文本讲教师自己的生命体验。
最后，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著名“六经注我”论断。南宋大思想家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的命题，体现了一种大解释学的观念，是对原始儒学的回归。解释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解释学是以经典为文本、以文字为载体的常规注解。而广义解释学则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的范围，它以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人类心理为文本，以人生为载体，以生命的体悟、实践作为诠释的形式。陆九渊“六经注我”的大解释学凸显了诠释者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体现在创造性、实践性、超功利性等多个方面。[4]
冯友兰先生说：“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5]
思想家可以“我注六经”，也可以“六经注我”，语文教师为什么只能够“我讲文本”，而不能“文本讲我”？
作者简介：
程少堂，1959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1992年获得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2001年提出“语文味”教学理念。2008年享受“深圳市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发表教育论文百余篇，出版《程少堂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程少堂讲语文》等著作。
[1] 程少堂：《“文人语文”放谈》，载《语文教学通讯》，2011（05）：7～11.
[2] 程少堂：《程少堂讲语文》，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209.
[3] 程少堂：《教育本质新探——兼与李大伟同志商榷》，载《高等教育研究》，1993（02）.
[4] 张文修：《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5] 冯友兰：《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