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文的提出，不是标新立异，不是趋时赶潮，是中国语文教育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是近20年中国语文教育改革水到渠成的结果。新语文，是我尝试着对百年中国语文教育，尤其是对近20年中国语文教育的一个总结，是一份不像样的“答卷”。我的思考、研究进行了10年，也即从1990年构思拙文《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关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思考》时就已开始。
首先，若有一种学术敏感的话，那么我们回首20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各方面的改革与探索，就会发现，它发展到今天，已创造出许多突出的“新质”，譬如呼吁人文精神，强调个性意识、自由意识、创新意识，强调文学性，强调语感，强调大语文等，这些，总体上就是一股“人文精神”大潮。这已是过去的语文教育的固有框架不能包容的了。它已由量变达到质变。再次，近3年全社会的语文教育大讨论，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的热切期待与批评，总势上也是呼吁在语文教育中“灌注人文精神”，正如著名教育理论家杨东平对这场讨论的概括，“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
此讨论的目的也是期待着我们超越，期待着一个新婴儿的诞生。
新语文的“新”并不新，更非故意标榜“新”。此“新”，特指五四新文化的“新”，与五四新文化的新鲜血流一脉贯通，与那个“澎湃的海洋”接上源头。也即说，此“新”，不是我突发奇想，而是我们在历史上就有过，却被丢掉了。80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从一提出就未持续下来，被动**的历史激流无情冲断，早年夭折。20世纪历史主旋律是“救亡图存”与“富国强民”，旋律的主角是“民族”和“国家”。而五四大师如鲁迅、蔡元培等倡导的新文化的主旋律却是“立人——立现代人，立人——从国民精神上立人，立人——立个性自由的主体之人”，唱主角的是“个性的人”“人的精神”。但后者这个旋律未演奏下来，被前者断然地阻隔了。因此五四只是提出了“立人”的理想，却未完成。新文化中断了，而属于新文化一部分的现代新语文教育，当然也就无从展开。现在是重提这个“新”并接续这个“新”的时候了。
再从教育理念说，五四时期蔡元培、鲁迅、陶行知等大师所提出的“现代教育”（也即“新教育”）也未实施下去。“所谓现代教育，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其实是简单明了的。20世纪通行于世的现代教育，简而言之，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按照青少年成长的实际需要组织教学，从而取代了19世纪形成的‘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的旧传统。它是由本世纪初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推动。”“可以概括地说，现代教育就是提倡和造就一种民主的教育（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而非智育中心、学科中心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与中国传统以博取功名为目的、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格格不入的。”（杨东平语）可概览五四后的中国教育，这种现代新教育理念也被历史无情割断。直到最近20年，我们身边传统旧教育观念的回潮却有甚嚣尘上之势。因而，今天也是接续上五四新教育理念的时候了。因此，新语文的“新质”就是承续五四新文化，以主体的人为核心，通过语言，立精神，扬个性，做真我。
下面我从价值论、本体论、操作论三方面，阐述“新语文”的内涵。我的阐述是从指出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的三重误区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