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神灵文化等在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在精神领域所起的作用，尚且不论，只考察在科学范畴内的实证性，也可能由于现阶段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如果以“科学”的标准衡量，即属于伪科学的范畴。因此，如果人类生命个体按照“神灵”与“宗教”理论知识，认识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及生命个体，就偏离了满足“科学”标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结果难以建立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的关键关系或优化等关系。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神灵文化”与“宗教文化”较大地限制、阻碍了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化。
其实，不仅“神灵文化”与“宗教文化”对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即使能够较好地解释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及生命等呈现的现象或规律的知识体系，也始终由于存在人类生命个体认识的局限性，其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也是有条件的，只在某种条件下成立，如牛顿定律，只能在低速、宏观下成立等。这种局限性是人类生命个体固有的历史必然。因此，人类生命个体在追求生命最优的过程中，建立的系统经验关系记忆——知识，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始终受制于人类生命个体自身的灵动能力的限制。当然，这种局限性，将会随着人类生命个体与第一、第二结构系统要素现实经验关系的累积，或者获取现实经验关系工具的改善可以得到逐渐减少，使其逐渐逼近客观实在。
所以，坚持“科学”，就是坚持运用人类生命个体最新的研究方法、最有效的工具、最新的理论成果，以科学实践的精神，与两个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在遵循科学的过程中，实现其以科学思想消减人类生命个体思维系统的误差，以科学方法消减“关系过程”带来的偶然误差；以科学技术弥补人类生命个体灵动能力的不足，最终以人类生命个体预期结果的真实可靠，实现生命个体的最优化。
纵观人类生命个体知识、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可窥知“科学”的真正内涵。它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也适用于思维、社会等领域。为讨论方便，我们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据“科学”类型相对地（不可能有这样清晰的阶段，是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划分为四阶段：一是采集食物阶段；二是农业社会阶段；三是工业社会阶段；四是信息化社会阶段。
首先，考察人类生命个体在采集食物阶段的文化。人类生命个体从类人猿向人类进化的阶段，甚至在人类初期阶段，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更多依赖大自然的恩惠，靠人类生命个体捕猎和采摘植物的果实等方式，维持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男人负责狩猎动物，而女人则负责采集营地周围所能发现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植物的块根、浆果、坚果、水果、蔬菜、昆虫、蜥蜴、蛇类、啮齿类动物、贝类等。”[3]因此，这一时期的人类生命个体，对他们的生存环境非常熟悉，对自然界的情况知道得也多，并且依靠口语传授人类生命个体累积的各类知识。如各种天象、动物出现的规律、可食用植物的辨认、捕捞技术、能用来治病的植物及其果实等。但是，此时的人类生命个体相对自然界来说更多的是被动适应，掌握的知识是建立在大量的人类生命个体经验关系记忆累积的基础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当面对自然灾难时，如遇到洪水、干旱、瘟疫等，人类生命个体便显得无助，或为祈求实现某种愿望，往往求助超自然界的魔力。由此，设立部落或族群崇拜的图腾，举行宗教仪式以期获得某些神力的支配，交上好运，得到保佑，获得幸福，平平安安。
处在这一时期的人类生命个体，将在实践中建立的经验关系，即零散的知识与自然崇拜——神灵联系在一起，形成了采集食物阶段人类特有的宗教文化现象，如巫医、巫师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