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受教者的理性学习。应该说凡是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都具有理性而不盲从的意识或思维，即在“质疑”意识或思维主导下的审视与判断，建构符合逻辑或事实真相的知识理论体系。基督徒虔诚地信仰基督信条，特别是信仰上帝的存在。他们坚信：宇宙和人类社会呈现的一切现象都是上帝的安排，只要认识了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就能了解到上帝的“旨意”。所以，与其说西方人信仰基督耶稣，不如说信仰上帝。耶稣是按照上帝旨意来到人间履行职责的。因此，我们说西方不仅存在权威性学习，同时也存在理性的学习。奥古斯丁“笃信《圣经新约》中耶稣基督的权威信条，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理性的探索，追寻理性在他的知识生涯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坚持“权威和理性是人类探索真理的两种相辅相成的途径”。[7]所以，在西方的历史上出现文艺复兴运动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对比我国的传统教育文化，理性的学习并没有引起大多数国人的重视。因为我国创造“科举考试”，其内容和形式抑制或限制理性思维，不能以“质疑”的意识或思维审视、考察、判断圣贤理论的正确性。国人长期缺少“质疑”意识关系态的建构，使得生命个体“质疑”意识没有得到强化，甚至几乎没有形成。因此，“顺从”意识强于“质疑”意识，成为我国区别于西方教育文化的鲜明特征。尽管目前我国的教育，已经重视科学课的学习，但理性“质疑”的意识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相比西方国家依然处于弱势地位。2010年5月，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点评时说，“跨学科知识广度和批判性思维是中国学生缺乏的”。2014年11月5日《环球时报》以《德国对中国留学生又爱又忧》为题，转载德国《南德意志报》2014年11月3日的文章。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卡斯滕·皮洛普教授很清楚中国学生的状况。如果这名机器制造专业的系主任8点开始上课，7点45分进入讲座大厅时，中国学生已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位子，而德国学生要到8点才渐渐入座。在他眼里，中国学生很有学习积极性，也很勤奋，但他们的成绩没有更好。
在创造性这点上，尤其在辅导学士或硕士论文时，皮洛普教授注意到中德学生之间的区别：中国学生有很强的学习针对性，文章的结构也不错，但往往需要引导；而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学生可能几周都不露面，但他们交出的答案却充满智慧，令人吃惊。
很多德国企业也对中国的留学生表示欢迎。‘中国是个新兴市场’，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采埃孚发言人托斯藤·费德尔克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对我们非常重要。来自中国的同事对德国的工程师并不构成威胁。’”
下面附一篇短文：2014年第3期《教师博览·文摘版》宫振胜副教授和卢文丽讲师发表的文章《“孔融让梨”遭遇美国孩子》。
“孔融让梨”遭遇美国孩子
千百年来，孔融让梨一直作为一个道德教育故事而广泛流传，成了许多父母拿来教育子女怎样懂得礼仪谦让的典范。可到了去年这个老故事在一位中国小学生那里却遭遇了一场“孔融让梨我不让”的风波，从那时起我一直想知道美国孩子对这个故事会怎样反应，最近终于在丫丫中文学校的学中文班里有机会得以见识，这些孩子的年龄范围在8～12岁，学中文时间不等，以下是老师讲完孔融让梨故事后的讨论记录。
老师：“关于孔融让梨你们怎么看？”
学生：“爸爸的朋友为什么要给孔融家带梨？”
老师：“作为礼物。”
学生：“既然是礼物一定要是好梨子了，为什么还明显的有大有小，不能一般大吗？”
老师：……
学生：“既然梨子有大有小，爸爸为什么还要四岁的孔融去分，一旦分不公平怎么办？分出去了的梨子难道再要回来？”
老师：……
学生：“为什么要分给每个人吃，不愿吃不吃、谁愿吃谁自己去拿那不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