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信息化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依然围绕着传统课堂——知识传授，进行着信息化的翻版，诸如，“同课异构”“翻转课堂”“微课教学”“高效课堂”“慕课”等。“教师通过他们的讲述把内容灌输给学生：教师讲，学生听。知识向来被认为是知识渊博的（人）传授给被认为是无知的（人）。教师完成的讲述任务越多，灌输给学生的思想就越全面，教师就越成功。从教师的角度来说，评价学生要按照学生接受灌输和记忆相关材料的能力来进行——这主要是一个记忆的练习。”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对传统知识传授型的教育进行描述并称之为“存储式”教育，“教育成了‘一个存储式的动作’。学生们是教师存放学习知识的分期付款的存储所。学生参与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顺从地‘接受、归档与存放囤积的东西’”[6]。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我国传统文化中“师道尊严”在众多为师者心目中依然根深蒂固。“质疑”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在一般为师者看来，依然认为有违“师道尊严”。因此，传统思维下的学校教育“质疑”始终处于弱化地位。
其实，互联网背景下的信息化社会，因为学校也处其中，教育者知识权威的化身已发生了动摇。受教育者的现实经验——知识信息的来源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只要受教育者有索取知识的愿望，互联网就可提供丰富的检索渠道。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教育，本质上如同历史上“造纸”“印刷术”发明之后对教育者“知识权威”地位的动摇一样。甚至说，互联网时代对知识权威地位的动摇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因此，学校教育教学的改革不能仅仅围绕知识传授，或打着获取知识能力传授的旗号而局限在课堂40分钟的改革，而应该进行适应互联网时代下、包括学校40分钟课堂在内的整体改革。
互联网时代，学校围墙被拆除，信息获取也不受时空限制，但是，互联网为人们带来巨量信息、使人们视野更加开阔的同时，也给我们每个生命个体特别是未成年的受教育者的信息检索、辨伪等带来挑战。其中，“质疑”的意识思维能力尤为重要。因为互联网时代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消费方式、学习方式等都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如果没有或弱化“质疑”意识及思维能力，不仅直接影响自身创新能力，而且也直接影响对生活、学习等遇到问题的判断能力。美国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罗伯特·恩尼斯认为，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目标不应该只限制在教学生在他们的学校课堂上批判性思考，还应该努力教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会进行批判性思考，如在选举中投票、购买保险、培养孩子，以及怎样跟自己的同事和邻居相处，等等。“批判性思维对于参与和保护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在职业、个人和公民生活中做出明智的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我们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从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批判性思维教学的价值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因此，互联网时代下的“质疑”意识及思维能力，不仅在学校教育，而且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上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从有学校教育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学习方式。一是权威性学习，即学习者向知识权威学习。知识权威一般体现在古代圣贤的经典著作或宗教理论中。如我国的科举考试，其内容主要来自我国儒家的经典理论。明清两朝的科举，其形式以八股文取士，且文章只能“代圣立言”，不能有个人的见解，更不能有一丝的质疑。再譬如，基督教徒笃信《圣经》中耶稣基督的权威信条，并且绝不能有所怀疑。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只有等你相信了，你才会理解它”，即为典型的权威学习方式。因此，权威的学习方式不可能存在“质疑”的意识与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