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人类生命个体众多，分布区域较大，在构建人类社会过程中，形成了人类不同地域的组织团体（当然，还有其他组织团体的划分方式）——小到一个乡村、社区，大到一个民族、国家，这些不同地域组织团体的人类生命个体，由于长期构建的与本地域各要素相适应的关系态，形成了人类生命个体生存的地域文化，即小到乡村文化、社区文化，大到民族文化、国家文化，甚至发展到世界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因此，要实现人类所有生命个体有序“表征存在”即有序“民主”参与，就要建立不同层级组织团体的生命个体“表征存在”的民主参与程序，即从小的人类生命个体组织团体的可普遍的直接民主，到大的生命个体组织团体间接的代议民主的实施。当然，人类生命个体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都要确保自身“表征存在”的有序性，都要相对合理地制定人类生命个体趋于共同认可的某种约定、程序、政策及办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制度保障体系。所以，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互为条件，不可分离。“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若没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随时被剥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2]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生命个体在追求生命最优的社会化进程中，探索了多种类型的人类社会组织团体管理体系。如果按大类来划分无非两种管理体制：一是精英管理；二是民主管理。但是，即使按这样的大类划分，也存在着“精英”中有“民主”，“民主”中有“精英”。抑或是，人类社会组织团体的管理没有纯粹的“精英”管理，也没有纯粹的“民主”管理。离开了“精英”，“民主”无法进行；离开了“民主”，“精英”也是无力的、短暂的。因此，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需要在“精英”的组织下实施“民主”，在“民主”基础上产生“精英”，在“精英”组织下制定法律，在法律的刚性约束下，实施有序民主。
其实，很难有纯粹的“精英”与“民主”。因为，人类生命个体存在天然的“灵动能力差异”，所以有“民主”意识的“精英”才有可能让自己趋近于纯粹的“精英”。趋近于纯粹的“精英”一定具备“民主”意识。因此，趋近于纯粹的“精英”生命个体也往往是“民主”后的集体智慧。生命个体实施“民主”后才有可能呈现出趋近于纯粹“精英”的结果。基于此，人类社会组织只要在趋近于纯粹“精英”带领下，不在于趋近于纯粹“精英”者是怎样产生的，只要他是趋近于纯粹的“精英”，他就能够带领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化。因此，实现人类生命个体组织最优化的关键，在于产生真正的趋近于纯粹的“精英”。
在西方社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精英”，通过“三权分立”产生制约，在相互制约中实现有效“民主”。其具体思维：把民主选举看作是“民主”的基础与核心要素；把权力的制约看作是实施“民主”的关键；把限任制度看作是“民主”质量的时间测量器；把多党制看作是“民主”的动态平衡器；把舆论监督看作是“民主”的放大器。在民主实践上，借助西方古典民主理念、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理论、人民主权学说、自由主义理论、人权思想等主要思想，经过古典共和制度、公民大会制度、君主立宪制度等西方社会管理的实践探索，在古雅典“一人一票”的最简单的民主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形成了现代西方以代议制民主为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