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儒家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可窥视到儒家文化（包含道家文化）的起源——类比自然界运行规律，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文化从人类本质属性积极的一面论证人类社会有序管理的合理结构——“纲常伦理”结构。“纲常伦理”社会结构系统，在“天人合一”思想建构下，追求社会管理的宗法结构，类比自然界的有序包容，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以期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建设，进而提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等以人伦为中心，实施其“纲常伦理”教化，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道德人本主义，实现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简言之：个人服从家庭，家庭服从皇帝。通过科举选士，一方面通过考试内容维护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将人类精英个体——社会管理人才，选拔到社会管理层，实现其长期统治。
我国这一政治结构和文化现象，使每个人类生命个体从出生开始就进入形式化、制度化的“纲常伦理”结构体系中，在儒家固有的“纲常伦理”精神文化世界，其生命个体与其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的关系态，特别是处于结构系统中十分重要的成年人要素的关系态，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得不到应有的生命灵性的尊重（迁就、溺爱不是尊重）。“纲常伦理”精神文化，伴随我国人类生命个体成长的整个过程，即从生命个体与其家庭成员要素关系态的建构、与学校教师关系态的建构、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与领导或资深同事之间的关系建构，生命的灵性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生命的整个过程始终存在着固有的形式和内容上的生命个体抑制关系；只有在同伴之间、在与弱势的同事之间或自己处在强势的关系态一方，自己生命灵性才得以充分展现。如家长作风、官本位思想、理论权威、师道尊严、听不进不同意见、“一言堂”等，即为对生命个体灵性不尊重的种种表现。这一结构体系，除构建了社会运转的有序性——层级次序外，客观上造就了“崇拜过去”“崇拜权威”，助长了“官本位”的思想和以“老者自居”的意识存在。因此，我国的“祖先崇拜”文化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崇拜过去”“崇拜权威”及“官本位”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影响，依然难以动摇。所以，“师道尊严”“师徒如父子”等不符合教育本质关系的观念，在教育领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我国第三阶段（明朝、清朝）政治文化，其实质依然是第二阶段的延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文化专制空前强化，科举取士更趋僵化，1905年科举考试退出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文化呈现新气象，但儒家文化依然是世俗社会主流的文化背景！因此，传统儒家文化依然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当前，我国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对于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具有强大的推动力。但是，万众创新的基础，应尽快变革我国陈旧的教育文化，推动社会及教育领域形成新的、有利于生命个体创新动力的教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