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假如由缺少“尊重”理念或意识的人类生命个体组成一个社会或组织，那么，这个社会的生命个体将充满极端的个人主义色彩，以纯粹追求生命个体物质最优化，不择手段地对物质利益进行疯狂掠夺。这种竞争性掠夺，由于生命个体既缺失对自身生命的尊重，更缺失对其他生命个体的尊重，所以，人类生命个体在追求生命最优过程中的竞争，是缺乏对生命“尊重”底线的竞争，造成生命个体在使用或消费“劣质品”过程中的慢性自杀！
其次，讨论“尊重”在人类生命个体社会属性方面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性。我们在人类的属性特点一节给出了人类社会属性的特点，即人类生命个体在追求生命最优的过程中，建立的人与人、人与组织等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类生命个体若真正追求生命最优，必须优化人类生命个体的社会关系，前提是生命个体具备“尊重”的理念，即生命个体在与社会建立优化关系之前或者同时，已奠定了“尊重”的起点。
由于人类生命个体的社会化，每个生命个体在消费其他生命个体生产或经营的物质的同时，也在生产或经营着其他生命个体所需要消费的物质。所以，如果每个生命个体的生产或经营均建立在对其他生命个体“尊重”的基础上，那么食品将是安全的、工具将是安全的、出行是安全的……人类生命个体不在为安全而担心。如果人类所有生命个体都不懂得在“尊重”基础上建立人类社会关系，或者说不能深刻理解生命个体自身的存在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基础之上的，都不顾其他人类生命个体是否受到生存威胁或精神感受，而一味追求自身生命利益的最优化即自私自利，那么，由于每个生命个体的“自私自利”，人类生命个体最终所获得的物质追求不可能最优化，而一定是劣质化、有毒化。
譬如，当前的社会，不择手段追求其生命个体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食品造假、药品造假、假冒伪劣各种物品充斥市场等，追求高利润、高产量而不计对生命个体有毒有害化学品的生产与使用；不懂得“尊重”的生命个体本身，其结果也不可能得到尊重。这样没有以“尊重”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人类生命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都不是正向关系，更不可能是优化关系，至多也就是一般关系。所以人类生命个体之间，就没有必要建立组织进而形成社会，即人类群体丧失了社会属性。生命个体之间只存在竞争、掠夺而没有合作，其结果是人类生命个体最终走向灭亡。因此，没有“尊重”意识的人类生命个体，不是真正的人类生命个体；不懂得“尊重”意识的人类生命个体，是落后的、不开化的人类生命个体。真正的人类生命个体，是懂得并践行“尊重”意识的生命个体。
从人类生命个体精神需求层面考证人类社会关系。人类生命个体在追求生命最优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生存得到基本保障的情况下，“精神最优”将摆在生命最优的最前端。然而，人类生命个体“精神最优”体现在与其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过程中最基本的感觉是得到“尊重”，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生命个体对基本的尊重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生命最优是不可能的。
人类生命个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生命个体从出生开始，就建立了社会关系。在家庭范畴，家庭的每个成员具备“尊重”意识，建立关系态是优化的、正向的，家庭组织团体是和谐的、幸福的。在学校范畴，学校如能把“尊重”理念放在首要位置，未成年生命个体与构成学校各要素建立正向的、优化关系态，从而实现其追求最优化的生长。在社会范畴，生命个体之间建立关系态是发生在彼此“尊重”基础之上，生命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理解的、友好的、善意的……彼此之间生命得到优化。
如果社会充斥着不择手段的威胁、诈骗、抢劫、盗窃、杀人等丑恶现象；到处体现以强欺弱，投机取巧，恶语伤人，高高在上，占小便宜等；在城市拥挤的交通道路上，没有任何示意而成功“夹塞”的生命个体，在给他人带来恐惧却没有灵魂深处的愧疚，相反还感到莫大的愉悦；控制吸烟条例出台后，在公共场所从不尊重周围人的感受，而旁若无人喷云吐雾者，在伤害他人的同时依然享受尼古丁刺激的愉悦，等等。看似这样的小事，其实，都是人类生命个体对“尊重”意识的缺失。这样的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人类生命最优化。
其实，人类从动物进化到人类，人类又从野蛮进化到文明，“尊重”意识的出现是其重要标志。考察人类历史及现实社会文化，我们发现“尊重”在人类生命个体及群体组织中一直发挥着重大作用。在人类生命个体社会属性的建构过程中，只有以“尊重”为基础，才能真正从内心深处建立起“仁”，或者说缺少“尊重”基础的“仁”是空中楼阁，是虚假的“仁”。“礼”是生命个体在“尊重”基础上，在其内心深处建立起“仁”，而后通过“礼”彰显生命个体内心的“仁”，让受“礼”者感觉到“尊重”。事实证明，我国儒家文化在调理人类社会、使人和谐相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儒家文化外，我国道家文化通过“无为”实现“有为”，究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尊重”理念的基础之上，核心是强调尊重规律，通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内在的规律实现其“有为”，而反对人为的某种推动。因为“人为的某种推动”，一定有“人为”的某种判断，人为的某种判断，就不是真实的、固有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所以“人为的某种推动”就是破坏规律作用，至少不是真实规律的作用。
综上讨论，“尊重”概念不仅是我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也是道家文化的基础。因此，我国儒、道两家文化在调理人类社会方面，发挥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
西方文化告诉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哪些方面不应该做也不能做。协调人类社会，西方文化靠“约定”“契约”“法律”等外在约束，保护人类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化。生命个体在“自尊”的基础上，强化对“关系”的尊重。而“关系”是通过“约定”“契约”“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强化人类生命个体通过履行对外在的约束——“约定”“契约”“法律”的尊重，建立起人类生命个体之间、人类生命个体与非人类生命个体之间及非生命物质之间的和谐相处的环境关系。如果组成人类社会的生命个体都能对“约定”“契约”“法律”尊重，那么每个生命个体就要践行“约定”“契约”“法律”，这个社会将是有序的，生命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在“约定”“契约”“法律”的规定下是优化的、正向的。由此，生命个体通过外在的“管控”，实现生命个体追求生命最优化。
